拯救当今人类精神危机的东西在中国古文化中

习惯决定健康

有关疾病谱的变化，尤其是20世纪期间，是怎样影响卫生保健服务系统的，这一点通过仔细研究卫生保健服务系统治疗的疾病的详细数据就会更加清楚。根据1986年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公布的，有关1900年和1985年前10位死因造成的死亡率，有两点值得重视。第一点即1900年的前三位死亡原因是流感、结核病和腹泻，1985年的前三位死亡原因是心脏病、癌症和脑血管意外。因此，仅仅在85年之内，卫生保健系统的主攻对象就从急性传染病的流行，演变成了危害个体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第二点值得注意的是总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1900年，所有死亡原因造成的总死亡人数，每10万人是1719.0人，而到1985年则为876.6人，下降了50%。其结果是，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从49岁上升到75岁，增长了26岁，随着美国人寿命的延长，他们患各种慢性病的机会也增加，这些慢性病需要持续不断的长时期治疗，而不仅仅是需要用于急性病的“一针见效”的疗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多的人们已开始认识到早期采取预防措施以避免慢性病发生的重要性。为了科学地论证某些日常生活习惯与各种疾病，尤其是慢性病的发生和发展有关，1965年在美国加州的伯克利成立了人类人口实验室。在以后的9年中，流行病学家们调查了4700名阿拉梅达县的居民，探寻他们的健康习惯和生活方式。阿拉梅达县调查的一个重要发现就是在30─65岁成人中，某些人健康习惯非常明显地与死亡危险因素有关。某些居民具有的五个良好卫生习惯是预期寿命的一个优良指标，这五个习惯是从不吸烟、经常运动、一次喝酒少于五口、相对于身高是中等体重和每天睡7—8小时，给每个良好习惯打一分，就制订出了一个图表，从制定的图表中可以看出，健康习惯与几种疾病的死亡率，如心脏病、脑血管疾病和癌的死亡率密切相关。良好习惯多的人，其死亡率较低。相反，良好习惯少（无，有一个或两个）的人，他们的死亡率是良好习惯最多（四至五个）的人的三倍。对妇女亦如此。而且，在对干扰因子，如感觉到的健康状况、社会经济状况和心理特征进行了数据调整之后，这些明显的差别仍然存在。调查表明，由社会力量造就出的良好生活方式对于我们的生存、死亡及预期寿命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慢性病又叫做现代病，之所以叫现代病，是因为这些病的发病原因与现代生活变化太大有关。纽约康奈尔医学中心已故的沃尔夫博士再三强调一个人的健康同他所处的环境对他提出的适应要求紧密相关。沃尔夫的追随者之一欣克博士将这种观点称为“人体生态学”医疗手段，他还极力争辩说，疾病不一定产生于如细菌或病毒等特定的单一的病因，而是由包括人体周围的环境的总的特征在内的许多因素造成的。欣克尔数年来一直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努力促使医学界重视环境因素在医学中的重要性。

今天，随着人们对空气污染、水质污染、城市拥挤和其他类似因素惊恐情绪的普遍增长，愈来愈多的医疗界权威倾向于赞同生态学的观点，即人应该被看做整个自然体系中的一部分，其健康状况取决于许多难以捉摸的外部因素。霍姆斯博士是沃尔夫的同事。他甚至认为变化本身，即一个人生活中变化的一般速率就可能是最为重要的环境因素之一。

为了寻找生活变化量对健康的影响，霍姆斯和拉赫以及其他研究人员汇集了数千人的“生活变化量”，并将这种变化量同这些人的病历进行认真的比较。结果发现，在美国和日本、在军人和老百姓中、在孕妇和白血病患者的家庭、在大学生和退休人员中，都出现了同样惊人的格局：生活变化分数高的人比他的同事们在下一年里更容易患病。人们第一次可以用明确的形式把生活变化的速率同人的健康状况的密切关系表示出来。

21世纪的生活节奏在不断加速。生活变化的冲击力是否已超过了人们的承受限度，我们还无从断定，但举世的冷漠却多少教我们感到担忧。

大量的研究表明：决定人们是否适应在生活节奏加速的21世纪生存，以及生存质量的优劣的因素，不是其他，而是我们是否适应环境迅速变化的良好的生活习惯。

据美国最新统计，现代疾病成因70%是由于生活习惯的不良，如营养过剩、运动过少、起居无度、心绪不宁、缺乏自制等。

时至今日，世界上还没有完全根治现代疾病的良药。至于医疗看病，则日本有资料表明：在日本实际治愈率也只有20%，“其余的80%只是白白糟蹋了医疗费”。

生活在急剧变动的时代，我们的生活观念应有所转变。我们的健康不能只依赖药物，依赖药物维持健康的想法是很危险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就指出：全球死亡患者中有1/3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不合理用药；由于用药不当而引起的药源性疾病，导致死亡的人数已经10倍于传染性疾病夺去的生命。近年来，对药源性疾病的研究，已激起了世界各国医学家和医药学家的热情，一门新兴的学科便随之诞生，这门新学科就叫做“药源性疾病学”。更何况医疗保健费用相对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们的收入而言都太高，尤其是那些长期患病的人们更是如此，患重病会把人的积蓄花费一空，并会使多数家庭的生活水平下降。在美国有资料说明，每年有一半的破产情况是由于支付医疗费造成的。而对这一切，我们不能不积极寻求科学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探索高效而又简廉的养生保健方法。

由此我们追寻到我国创造灿烂文明的祖先留下的丰富而宝贵的遗产。早在两千多年前，他们就确立了“上工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理论原则，正如《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云：“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也就是说，圣人不主张有了病然后再治疗，而是要在未病之先加以预防；和治理国家一样，不要出了乱子，然后研究治乱的方法，而是要在未乱之前，防止乱子的发生。假使疾病已经发生了才去治疗，战乱已经形成了才去平定，这就等于口渴了才想到挖井，遇到战争才想到造武器，那不是太晚了吗？

医学的发展方向是预防。生活在迅速发展、瞬息万变的今天，预防疾病之害的最佳方法就是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一工作应该从娃娃抓起，但在人生的任何阶段也不可忽视，尤其是在青春期。年轻人成长中的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要逐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黄帝内经·素问》开篇“上古天真论”就谈到了良好的生活习惯与健康长寿的关系。说是上古之人之所以度百岁而去，皆因“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而今之人半百而衰也，皆因“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逆于生乐，起居无节”。进而，文章强调有着良好生活习惯的人，不仅“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可“静神以摄生防病”，而且还能“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每个人都能顺心所欲并感到满意，生活在一定的境界里，这就很不容易了。

现实生活中，那些容易心陷困境的年青人，影响的因素也许错综复杂，但最关键的，是他们在以往的生活中养成了不良的生活习惯：如自我封闭，急于求成，苛求完美，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起居无度、缺乏自律等。帮助年轻人走出困境最难的一点，就是以新的生活习惯去替代旧的生活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