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大的肚量，就能干多大的事业，按老祖宗的话说就是“宰相肚里能撑船”。

    这话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却很难。其实，所谓的肚量大，有时也不过就是因为时机未到，暂且忍耐而已。而一旦到了不再需要容忍的时候，也就动刀子了——谁会愿意自己的眼里老是长根“刺”。

    容人，无非就是容人之短长。但客观的讲，容人之短相对容易些。一来可以作为嘲笑呵斥的对象；二来也能体现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而容人之长却是难了许多，盖因比己长者总是一个潜在的威胁。现实生活中，有些人是最见不得别人比自己优秀的。如果你无意中超越了他，确实非常危险。因此自古至今，能否容人就成了决定胜败的关键所在。在《水浒传》中，梁山经历了三代领导人。王伦是典型的不能容人之长，晁盖则属于不能容人之短，而宋江基本上就是左右逢源，什么人都可以接纳。

     先说王伦，起初也只是一个久试不第的秀才，论才能稀松平常。为了混口饭吃，就纠集了宋万、朱贵等几个平庸之辈落草梁山，成立了一个“临时班子”。本来也是相安无事（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对自己构不成威胁，所以用着也就放心多了），小日子过得挺舒服。但偏偏有一天来了个豹子头林冲，王伦心中顿时虚了（知道不好驾驭）。先是百般推诿，然后是不断地为林冲上山设置障碍。到最后，终于把林教头惹急了，趁着晁盖等人上山的机会，心一横，就把王伦的脖子给抹了。

    这一点，晁盖做得比王伦好一些。但晁盖有个最大的毛病——那就是“敬君子，轻小人”，而且还有个凭个人喜好行事的坏习惯。“阮氏三雄”、刘唐等都是刚出道时的兄弟，感情自然没的说，即便是有点小毛病晁盖也不觉得。后来，江湖人称“鼓上蚤”的时迁，因为平日里专干偷鸡摸狗的勾当，眼看要到了混不下去的时候，偶然认识了杨雄和石秀，吵着闹着要跟人家上梁山。不料恶习难改，在路过祝家庄时顺手偷了人家的报晓鸡，惹得祝家庄非要置其于死地而后快。庆幸的是，杨雄和石秀逃了出来，于是赶紧到梁山报信。

    按两人的想法，无非就是受了些委屈，想找一个能帮忙出气的依靠，却不料晁天王一听，马上就火了，对着两人就是一顿训斥，差点还要了这两人的性命。理由很简单，都是些“鸡鸣狗盗之徒”，接纳了他们，势必会“辱没了梁山的名声”。后来，经宋江等一再求情，晁天王才放过了两人。后期，时迁、杨雄等人经耳濡目染，最终才走上了盗亦有道的星光之路，并为梁山的后期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

    当然，王伦与晁盖是绝不可同日而语的。晁天王带有浓重的感情色彩和一定的“地方保护主义”，不太讲究五湖四海；王伦则属于纯粹的心胸狭隘，目光短浅。但二人与宋江相比，无疑还是有着很大差距的。要说宋江，文不过刀笔小吏，武不能驰骋疆场。而就是这么一个其貌不扬的人，愣是把梁山众兄弟玩的团团转。

      宋江明白，人在江湖，既然没有打架的本领，也没有济世的韬略，磕头作揖，散施钱财，为自己在江湖上博得一个好名声是个不错的办法。有了名气，自然也就有了“护身符”，危急关头，一看架势不对，就赶紧自报家门。这样，不仅让宋江躲过了一些老拳，也因此结交了一帮甘于追随的好汉，更重要的是为最终上梁山做一把手提前拉足了“选票”。

     宋江的可贵之处在于，虽然自己本事不济，但善于发挥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把兄弟们凝聚在身边。为了大局，自己受点委屈也就忍了。可以肯定的讲，没有宋江，梁山早晚都是“一盘散沙”。当然，宋江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及至后来上了梁山，就大不一样了。手中有了权力，可以发号施令了，看谁还敢给我抡拳头——“砍了他的鸟头！”

    可见有时，英雄也是需要别人帮衬的。就像某些环境里，宵小之徒大可以自由生存下去，而英雄们却未必能够忍受得了怨气。而事实往往就是，没人会将一个没有一兵一卒的将军当作真正的将军。从这个意义上讲，不仅上面要有人，下面也要有人。上面的人给你权力，下面的人供你行使权力。否则的话，纵使百般手段，万千韬略，最终也将一事无成。（东湖少主2015年12月1日写于山东枣庄）特别声明：原创文字，新浪首发。欢迎纸质媒体用稿。未经许可，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