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在当今之中国，人物的确是有大小之分的。尽管从法律上讲,每个公民的权利都是平等的。既然说到“小人物”，当然也就有所谓的“大人物”了。

    一般情况下，“小人物”是普遍性的，“大人物”却是代表性的。其实，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从来都不乏对“大人物”的讴歌与赞颂（只要是还没被逮起来），唯独“小人物”最普遍、最广大，却也最容易被人遗忘。如果没有多少理由，或者不闹出点动静来，通常是少有人问津的。这是因为，“小人物”都被“大人物”代表了，尽管“小人物”从来也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代表了。

    固然，历史的惯性使然，“大人物”是很愿意代表别人的，尤其是面对光彩夺目的荣誉光环。既显示了一种权威，又表明了一种态度。体现在权威，就是足以向外界表明和展示，这些“小人物”都归我管。体现在态度，往往就是让老百姓能够感受到自己的真实存在。而事实却是，“小人物”一旦被代表了，基本上也就被莫名其妙的“强奸”了，不是被人牵着鼻子走，就是稀里糊涂地坠入彀中。这种现象带来的直接效果（也是后果）就是，只能低头干活，不必抬头看路。

    其实，被代表也不是现代人的发明和专利，古来有之。

    你看《水浒传》中的弟兄们就先后被代表了多次，前几次虽然是盲目的，但终究不是致命的。自从宋头领上了梁山之后，山寨日渐兴旺，出师也更加有名（替天行道）。一群得了道的“小人物”兴风作浪，险些将朝廷掀翻在历史的舞台上。很显然，宋头领不仅是个喜欢替兄弟们未来着想的好头领，同时也是个梦想成为“大人物”的问道者。于是后来，一再背着（或者说是代表着）弟兄们向朝廷示好，暗送秋波。自此之后，招安就成了梁山兄弟们永远都挥之不去的噩梦！

    实际上，上了梁山的好汉们，大多都是被逼无奈，很少有人会心甘情愿的将命运悬之于江湖。环境使然，尽管其中不乏鸡鸣狗盗之徒，同样也不乏武艺高强之辈，就因为仅仅都是些“小人物”，如果没有被逼出来的那些轰轰烈烈的故事，他们与常人也并无二致。

    只是，在那个环境和年代，“小人物”通常是没有多少地位的。一是因为处在社会的最底层，除了接受剥削和压榨之外，朝堂之上的贵族们是从来都不会正眼瞧他们一眼的。二是那些曾经在衙门里混饭吃的小吏们，平时看似威严，但为了“向上爬”，保饭碗，有时难免会屈膝低头。稍有气节的人不屑于这么做，得罪权贵也只是朝夕的事了。

    这两部分人,在上梁山之前，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生活状态。

    从本质上看，其实都是“小人物”大同小异的生存模式。这种生存模式，往往要面对更多的社会现实与世态丑陋。平常人倒也罢了，可他们骨子里面的反抗精神却是与生具有的。一旦时机成熟了，或者被逼急了，就必定要搞出一些不大不小的动静来。问题是动静虽然有了，“小人物”的历史命运却是难以改变的。像梁山好汉，即便是那么大的能量，在接受招安之后，朝堂之上的奸臣贼子们也没有真正把他们当回事。

    水火不相容的矛盾势力决定了，得了道的“小人物”一旦不再显赫于江湖，就必将灭亡于朝堂之上。

    这是一种历史现象，并不单纯是小说家们的杜撰。

    只不过，在施耐庵老先生的笔下，那些小人物更显得熠熠生辉并淋漓尽致！（东湖少主2011年6月6日写于山东枣庄，后收录于《来自梁山菊花会上的阴谋》一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