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在中国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是十分重视法律制度建设的。当年，汉高祖刘邦“约法三章”进入咸阳，大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不仅赢得了关中百姓的拥戴，也由此获取了争夺天下的政治资本。同样，萧丞相入关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前秦的律法典籍统统收入囊中，使之成为后来建立大汉朝法律制度的基础和典范，并延续数千年。这里所说的“约法三章”，其实就是制度法规。但很显然，规章制度虽然有了，如何执行却全在于刘邦先生的“一闪念”。执行得好，就是好制度，执行得不好，无异于“废纸一张”！

    由此想到，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将长期存在的腐败现象归咎于制度上的缺失，说什么“制度不健全、不完善”之类的。此话乍听起来有些道理，但仔细想想，却也全不尽然。固然，要想不断规范社会秩序，实现风气的根本好转，没有好的规章制度是不行的。但是，有了规章制度，怎样执行、力度大小却是需要我们更应思考和关注的现实问题。

    众多周知，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就在为建设文明法治社会而不懈努力，法律典籍是颁布了一部又一部，各级地方政府的规章制度也是屡屡出台，不可胜数。而事实却是，规章制度虽然定了不少，问题却是层出不穷，许多制度法规不是形同于虚设，就是束之于高阁。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根本的原因就是执行上脱节，监督上乏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真正缺少的并不是制度，而是制约。

    有时候，制约很像制衡，却绝非是制衡。制衡，之所以以冒牌的形式在我们之间反复出现，归根到底还是缺少制约和监督。制衡之术，古来有之，并不鲜见。其主要手段无非就是帝王心术，用一方力量钳制另一方力量，达到分化平衡权力，维护帝王权威之目的。

    但这种做法显然只能维持一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危害之处就在于，靠一方压制另一方，就必然要促使一方“做大”。在这种格局下，不是此消彼长，就是此弱彼强，除了不断助长权力争夺的不良风气，使“党争”日益盛行之外，对国家和社会没有任何好处。而一旦君弱臣强，这种制衡之术就会失去作用，灭亡也就在所难免了。“党争”的实质就是监视和斗争。而监视，不是监督，也不可能是监督，它只是脱离制度制约之下的对监督与权利的滥用。

    制约则不同。制约就是运用制度来约束行为，其前提是监督，它既可以让权力得到充分发挥，又不至于让权力无限泛滥。这就需要建立一个好的制度和实施有效监督的制约机制。既然是监督，就必然是相互的，可以是上级监督下级，下级监督上级，也可以是平民监督官员，同级监督同级。当然，相互制约不是互相扯皮，要有落实的手段，执行的方法和监督的渠道，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最根本的就是按制度办事，按制度运转。

    做到这一点，当然绝非易事，关键在于要将纪律蕴涵于制度之中，加大惩处力度。制约的最后防线就是制裁。当年，我军之所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根本的原因就是有了严明的纪律，从起初的“三项纪律，六项注意”，一直到后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让我军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壮大。直到现在，仍然成为我军《纪律条令》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国民党的部队也是有纪律的，但因为执行纪律不严格，各行其是，各自为政，才导致军令不通，队伍涣散。同样是纪律，在不同的军队里却有着不同的命运与结局。

    历史的经验总是值得回顾，历史的教训却总是让我们熟视无睹！

    现在，在我们还不能完全依赖制度的条件下，监督无疑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但问题是由谁来监督，怎样监督，愿不愿意接受监督，谁去监督那些执行监督的人呢？这是一个值得思考而又有些无奈的现实问题,说到底还是体制上的原因。试想，如果我们建立起了制度，却又不完全依赖于制度，那么建立起来的制度又有什么用呢？

    如此看来，未来的制度建设仍然是步履维艰，任重道远！（东湖少主2011年8月18日写于山东枣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