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热衷给影视作品挑“硬伤”。他们无论看小品、电影还是电视剧，似乎一点也没有寻开心、找乐子的意思，而是挖空心思地去找这些作品中的“硬伤”。看了一些评论家最近对于赵本山《乡村爱情故事》的挑的法律“硬伤”，我不得不说，“硬伤”专家们十几年来都没有一点进步，这实在不容易。
　　将近20年前，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上映后，就有评论家出来，指出其中的多处“硬伤”。顾某当时还在家乡小城做律师，当时认为中国能看的电影只有老张的，《秋菊》我当然看过。评论家指出的一处“法律硬伤”特别引起了顾某的注意。
　　《秋菊》中有一个情节，是秋菊信访到了公安局长，局长向秋菊保证说：“我是公安局的法人，开庭我当然会出庭”。大致情节是这样，细节我记不清了，也不想为了写这篇文章再回头去看老张的这部大作。
　　硬伤专家于是指出：《秋菊》此处存在明显的法律常识错误，因为根据《民法通则》，“法人”不是人，而是一种组织或者单位；法人单位的负责人，比如公安局长，应该称为“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不能简称“法人”，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淆。影片中的公安局长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法律常识”，不可能混淆这两个不同概念。《秋菊》作为一部普法影片，存在这样的错误实在不应该。张艺谋导演不懂法律，那么电影的法律顾问是干什么吃的？忧愤之情，溢于言表。
　　当时顾某还年轻，看了一篇两篇这样的文章还能忍，但瞒顸冬烘的硬伤专家前仆后继，顾某实在受不了了，恨不得把那些硬伤专家一网打尽，然后按住他们的脑袋，一个一个地在水缸里呛一呛水，直到他们求饶不再写硬伤评论为止。
　　当时顾某写了一篇批评硬伤专家的文章，发表在当地的周末报上，现在找不见了。大意是说：硬伤专家们是睁开眼睛看电影，闭上眼睛看现实的人。他们对法律一知半解，对现实一无所知。他们读过一些法律条文，但对什么是“应然”，什么是“实然”完全弄不清。法盲法官、法盲公安我们听到看到的还少吗？如果一部文艺作品里面法官、公安张口闭嘴都是法言法语，那一定是魔幻理想主义的超级制作。硬伤专家们在习得一些“法律常识”之后－也许是之前－完全丧失了“社会常识”。而张艺谋的确是高明的艺术家，他的那些法律顾问也是懂得艺术而常识健全之人。
　　将近20年过去了，硬伤专家们－也许是新一代硬伤专家－还是一如既往的思路，来评判赵本山的《乡村爱情故事》，认为该剧播出的关于村委会主任改选的片段，充满了违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情节。这些专家们对纸上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有过钻研，但从他们对于文艺作品的硬伤评论来看，顾某只觉得他们和我不是生活在同一个中国。
    如果按照硬伤专家的要求来创作文艺作品，那我们将只有宣传，而没有文艺可言。
    如果按照硬伤专家的要求来创作文艺作品，一切遭遇不公不义的苦难男女老幼读者和观众都会深感惭愧，不知道自己早已生活在一个一流法治国家。
　　如果这些硬伤评论家只是强烈地盼望一个法治国家的出现，希望中国每一部法律都在现实中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那他们善良的愿望还是值得肯定的，尽管他们的耳朵是聋的，眼睛是瞎的，心是蒙了猪油的。
    至于他们的品味，我就不想在上面多费口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