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学何以会成为宋元以后的儒学主流

王瑞来

    自南宋以来，迄止与近代，从庙堂到江湖，幅波中继，继往开来，儒学以朱子学一统天下。儒学流派众多，何以是朱子学？从宋元变革社会转型的历史脉络中考察，以下尝试给出简单的回答。

经过学派间的不断争鸣论辩，取长补短的学术整合，是朱子学逐渐壮大的内在因素，而南宋庆元党禁的打压，作为外部促因，更为促使原本注重于民众教化的朱子学扎根于地方，通过从事教育活动和慈善事业来宣传理念，张扬声势，形成凝聚力强固、影响力广泛的道学大宗。嗣后又藉党禁解禁之东风，一跃成为朝廷认可其官学地位的道学主流。

自南宋到元代，在地方上活跃的士人，除了在各级官府为吏，从事地方教育的也为数甚夥。学校教什么，学什么？除了各种实际技能以外，最主要的就是儒学。这是当时的政治课。那么，所学习的儒学，具体内容又是什么？简言之，朱子学。

从地域而言，朱子学是江南儒学的主干。承继这样的客观现实，宋元易代之后，没有遭受战争重创的江南，朱子学更为发展，成为影响统一后全国的学问集散地。特别是元朝后来恢复的科举规定考试以《四书》为主要内容，以朱熹的集注为唯一标准，则更使道学的官学地位确固难移。

其实元朝的规定也体现了历史的延续，或者说承继自南宋的道学积淀。在南宋中后期的理宗朝，以朱子学为中核的道学已经确立了官学的正统地位。淳祐元年（1241），朱熹从祀孔庙，朝廷正式规定《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官学和科举的教材。王朝鼎革只是作为历史演进的自然段，并不反映时代变革的逻辑关系。政策的延续性，则反映了超越王朝的帝国同一性。朱子学在元代地位的再度确认并得以维持，不仅体现了不同朝廷的政策延续，更反映出江南儒学藉由政治力向全国范围的扩展。

    历史的结果往往由合力构成。以朱子学为主的江南儒学之所以能在元代占据官学的正统地位，也是多方面的合力所致。

    一是朱子学自身的因素。产生年代久远的六经繁难，或佶屈聱牙，或歧义丛生，还存在断篇残简，又有真伪难辨。因此，朱熹等宋代理学家在重新诠释六经的基础上，将六经的衍生物《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特别抽出，确立了“四书学”。这四部经典既保留有六经原旨，又有时代发展，最重要的是四书通俗易懂，容易为各种文化层次的人接受。对于六经与四书的关系，元人胡炳文有个很有意思的比喻：“六经，天地也。四书，行天之日月也。”并且说：“子朱子平生精力之所萃，而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孟之心之所寄也。”这句话也是强调朱熹对四书的提倡与阐发。四书学的确立与推广，让儒学走出了原始经学狭小的象牙塔，使经学走向理学，二者结合，为儒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广阔空间。于是，提倡四书学的朱子学便受到朝野的普遍欢迎，拥有了广泛的受众。

    二是源自宋朝的政治遗传。由于朝廷的提倡，大量习举业的士人都把朱子学作为通往仕途的敲门砖，来加以研习。宋理宗朝的许月卿就指出过这样的现象：“嘉定以来，士大夫专以朱氏之学为仕途捷径。”走这条捷径成功地走入仕途的士大夫们，又成为后来士人所效法的榜样。实惠的利益驱动，首先让朱子学在产生士大夫的士人精英层获得了广泛的接受。而这样的接受必然会像水波漫延，影响到所有的知识层以及社会的各个角落。同时为了对应大量的需求，一贯以刊刻科举时文牟利的民间书坊也刊刻了大量朱子学的著作，这在客观上也扩大了朱子学的影响。元代尽管长时期停废科举，但士人的期待加之文化运行的惯力，依然让朱子学在社会上拥有广泛的市场。

    三是出于朱子学目光向下的通俗普及。以朱子学为主的江南儒学，一反艰深繁琐的经学注疏传统，以通俗易懂的言传身教来普及教化。朱熹主张下学上达，学由渐进，当时陆九渊对朱熹的一派的作法觉得是支离破碎，主张“见性明心，不涉笺注训诂，而直超于高明光大”，但朱熹则“每不然之。以为江西之学近乎禅”，其实朱陆异同仅仅是在于寻求真理的路径有别。朱熹主张是针对资质平平的普通人而言，陆九渊则是面向悟性很高的聪明人而发。所以朱熹死后，“其徒大盛，其学大明。士大夫皆宗其说，片言只字，苟合时好，则可以掇科取士，而象山之学反郁而不彰”。入学取径的差异，便让后来很多学者由陆学转向了朱学。元人黄溍就曾讲到过这种学术转向：“四明之学，祖陆氏而宗杨袁，其言朱子之学者，自黄氏震、史氏蒙卿始。”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学术转向呢？从黄溍接下来讲的黄震和史蒙卿的治学主张与特点应当可以概见：“黄氏主于躬行，而史氏务明体以达用。”“躬行”与“明体以达用”都是注重学以致用的实践操作。钱穆先生指出，“朱子在经学中，于礼特所重视”。在具体操作上，比如对乡饮酒礼，朱熹也做了简化的改革。钱穆先生又说：“朱子治礼，则以社会风教实际应用为主。”当然，虽说当时道学显现出的表象为由陆转朱，其实并不是对陆学的简单放弃，而是二者融合。按南宋后期刘辰翁的话说，就是“贯彻朱陆”。

朱子学这种放下身段的普及操作，不仅在南宋，在元代也为各个文化水准的社会层次所易于接受。其实，从本源来看，儒学从来都是一种关怀现实的学问，贴近生活。孔子就说“未知生，焉知死”，强调的是当下的世界。纵观儒学发展的历史，经历过魏晋玄学以及个别理学的形而上的艰深玄虚，而以朱子学为主的道学，又在平民文化兴盛的宋元社会转型大背景下，回归贴近了民众。南渡之后的平民文化，战争的阴影一直笼罩，不追求永恒，不向往虚幻，关注生活日常，珍惜身边的实际。这种意识，在南宋绘画中也有显现，全景式的宏大叙事消失了，有的是画面的截景边角，剩山剩水。认为这才是真山真水，可以把玩的眼前存在。文化艺术的相通，便让朱子学也敏感地捕捉到这样的社会意识，自然而然地走了一条下行路线。朱子学向社会推广努力与浸透状况，从《宋史翼》的一则记载也可以观察到：朱熹弟子程永奇“冠婚丧祭，悉用朱氏礼，乡族化之”。

    四是朱子学整合诸学说的结果。弱势的南宋中央政权无力对强势的地方社会施以全面的思想钳制，特别是面对“庆元党禁”之后的道学逆反，朝廷基本采取了放任的态度。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地方繁荣的经济环境又滋润了学术交流的兴盛。类似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也在外敌压力下的承平环境中得以产生。各学派学说之间并非处于泾渭分明的的状态，而是通过交往论辩而互相吸收。其中强势的朱子学则整合了诸如湖湘性学、陆九渊心学以及浙东事功之学等各种学说的一些因素，最终成为主流，从而在元代定于一尊。美国学者田浩就认为，朱熹在 1190 年代以後，更加愿意与陆九渊门人建立共识。

回溯道学的发展史，各个学派当初，的确是壁垒森严，井河难犯。正如《宋元学案》所言，“当乾道、淳熙间，朱、张、吕、陆四君子皆谈性命而辟功利，学者各守其师说，截然不可犯。”不过，这种状况，首先由陈亮开始大声疾呼扭转，继又由于“庆元党禁”严酷打压而形成了同舟共济的凝聚力。从而，道学诸学派虽论旨师从各异，但逐渐走向趋同。道学诸学派间的融合贯通，不仅体现在在学问的内容上，还反映在学者的师从上。比如被《宋元学案》列入“东莱门人”的巩丰，就是“学吕氏者也，然亦及学朱氏”。而另一个学者孙应时的师承，则为陆九渊、朱熹、吕祖谦。一个人连起了几个学派，也是折射道学流派非斥而兼容的典型案例。

五是广域涵盖的众多弟子的弘扬。田浩曾利用陈荣捷统计的朱熹門人數字，做过这样的分析，在 378 名学生籍贯中，福建人占 43%，浙江 21%，江西 21%，其余 15%来自其他地区。众多弟子在广范围进行的道学弘扬，让朱子学较之其他道学流派声势更大，影响更广。这种声势与影响不能不被从上到下的各个阶层与势力所瞩目合利用。

    道学，是江南儒学的主要显现。其实，作为道学的面相，朱子学仅仅是呈现出一种主流形态。从北宋理学发展而来的南宋道学，是一个集合概念，具有广泛的包容性，涵盖了那个时代的儒学名家以及众多的士人乃至布衣学者。以私淑弟子成为南宋后期朱子学重要传人的魏了翁就曾这样缕述过道统：“自井田、封建坏，君师之职分不明，六经之道千数百年几为未试之书。国朝自周、程、张氏及近世朱、张、吕氏相与扶持绵延，斯道复明。”从魏了翁的缕述看，北宋是周敦颐、二程、张载，南宋是朱熹、张栻、吕祖谦，这是一个涵盖很广泛的道统概括，没有强调朱子学一枝独秀。其实，南宋后期以降的道学就是一种集合的形态，魏了翁的概括很准确。惟其集合，没有排他，才具有凝聚力，方显恢宏，方有不断的壮大， 从而显示出强大的影响力。

    六是朱子学在政治上更倾向整合皇权，谋求与皇权的协调与共生。这就决定了朱子学在南宋也比吕祖谦、陈亮等其他主张在政治上主张强力制约皇权的学派更占有政治优势。这种政治路向与策略主导下的朱子学，进入元代，既与主流政治不至于发生冲突，反倒借助于民间的影响为新朝廷所接受。

七是出于元廷的政策导向。在汉族以及汉化程度较深的其他民族士人的影响下，早在窝阔台时期，就曾以“儒通吏事”和“吏通经术”为标准，选拔官员。由此可见对儒学经术的重视。后来又根据耶律楚材的提议，设置了儒户。儒户的设置尽管是对待佛道等教徒的政策参照，又把士人与工匠屠夫等编户齐民等同相待，但也给成为儒户的士人带来免除赋役的优待。重要的是，从南宋晚期“士籍”的出现，到元代儒户的设置，不凭血缘，不靠门第，无恒产的士终于以精神贵族的身份确立了地位。这种身份地位的确立，无疑与江南儒学生发的道学巨大的影响有关。从元代多达十万户的儒户到清代太平天国之前的一百五十万人之多的乡绅，其间若明若暗的联系，展示着宋元变革的轨迹。

    八是朱子学与元廷的互相接纳。宋亡之后，由金入元的北方士人较少拥有华夷之辨的意识，对蒙元统治并无太多的抵触。这些在政治上居于优势的士人，影响了由江南北上的士人，二者合流，共同弘扬道学。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多数士人逐渐不再强调“夷夏大防”，认同蒙元的合法统治，认为“天命归元”。这种在政治伦理意识上对元廷的接受，又让元廷更为乐于接纳道学这种已从盛行的江南向北方浸润的儒学新形态。朱子学的主要传人魏了翁的后人请求重建鹤山书院，称元朝为“圣明之朝”，而盛元时期的元文宗又认同故宋魏了翁传承性命道德之学，而命虞集“题鹤山书院，著记以赐之”，就是明显的一例。

    江南儒学北上，在元朝统一中国大陆之前，像涓涓细流那样的悄然而缓慢地浸透，是结合各种偶然因素的个别传播，“润物细无声”。借政治统一之势，无战乱与疆界的阻隔，以朱子学为主的江南儒学，则像大潮一般涌向中原和北方，实现了道学的南北统一。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一例个案来具体观察。

前面曾经述及，许衡作为姚枢的弟子，在元朝统一之前的传播道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统一之后的许衡与江南儒学便产生了直接的接触。宋末元初，在江南朱熹的故乡有位叫熊禾的学者，从辅广学，是朱熹的三传弟子。在著述方面，写下许多朱熹未来得及撰述的著作，丰富了道学。在去世之后，许衡为熊禾的文集写序，对熊禾的成就做了高度评价。

在《熊勿轩先生文集序》中，许衡说：“先生生文公考亭阙里，虽未及门受业，其真才实学，著书立言，实有功于文公也。”直接指出熊禾是朱熹功臣。文集序还通过诉说熊禾之幸与不幸来表达了许恒自己的见解：“惜乎遭宋叔世，不能以竟其蕴，乃时之不幸，非先生之不幸也。然其遗书尚存，嘉惠后学，于以立纲常，关世教，绍统绪，实斯文之幸，天下后世之幸。”通过讲述幸与不幸，指出了熊禾的贡献，这就是“立纲常，关世教，绍统绪”。许衡很看重名声不显的熊禾这些带给“天下后世之幸”。他在文集序开头就铺垫了这一层意思：“文之传世，岂易云乎？不深于道德，不能以为文；不关乎世教，不足以言文。道德其本，世教其用与。求其真才实学，全体大用，具天地之纲常，寿斯民之命脉，绍圣贤之统绪者，吾于建阳熊先生足征焉。”

    许衡在文集序都这些话，其实是在强调熊禾在传承道统方面的重大作用。这表明，学承北方的许衡对江南儒学的朱子学道统有着明确的认同。这种认同则折射了道学的南北统一而无殊。

没有资料表明熊禾与许衡二人生前是否有过直接会面交流，但通过传播的著作彼此有着互相了解与认同则是确凿的事实。清人朱轼撰《史传三编》卷七《名儒传》六《熊禾传》后“论曰”这样写道：“禾与许衡出处不同，一则抱采薇之孤志，一则际从龙之盛遇。然禾谓衡倡明文公之学，启沃君心，栽培相业，以开治平之原；而衡序禾遗集有立纲常、关世教、绍统绪之称。盖其心同，其道同，易地则皆然也。殆孟子所谓其趋一者是耶。”检视《勿轩集》巻一，朱轼所转述熊禾评论许衡的言论出自熊禾所撰《考亭书院记》，其云：“过江来，中州文献欲尽，自左丞覃怀许公衡，倡明公学，家诵其书，人尊其道，凡所以启沃君心、栽培相业、以开治平之原者，皆公余泽也。”显然，熊禾对许衡有较深的了解。在这段话中，不仅评价了许衡推广普及朱子学之功。更是高度赞扬了许衡以朱子学“启沃君心、栽培相业、以开治平之原”的政治意义。

入世的儒学从诞生之日起，便有这明确的为拯救乱世开药方的意识，而经历“独尊儒术”的尊崇之后，儒学的政治学意义更被光大。宋亡隐居不仕的熊禾认同仕元的许衡所发挥的作用，无疑是在异族入主中原的特殊背景下，对许衡以道学规劝君相，以文化蛮的肯定。

    道学的南北合流，道统归一，从熊禾与许衡的隔空交流也可以略见一斑。

在朱子学的基础之上，元儒有着继往开来的使命感，有有针对性地对道学进行了补充和弘扬。比如与朱熹同里的熊禾就认识到具有开创之功的朱熹还有许多学术事业尚未来得及做：“谓朱子平生精力，惟在《易》与《四书》两部，《诗》仅完藳，《尚书》开端而未及竟，三《礼》虽有《通解》，缺略尚多。勉斋黄氏、信斋杨氏粗完《丧制》二编，而授受损益精意，竟无能续。若《春秋》，则不过发其大义而已。”“当吾世不完，则亦愧负师训矣”。使命感使然，熊禾“因于每经取一家之说为主，而裒众说以疏之。剖析异同，多扩先儒所未发”。由此一例，我们可以概见道学在元代的发展与充实。

历来，伴随着政治中心之所在，儒学的中心也根植于中原。然而，北宋的靖康之变，让政治中心南下，与经济重心合一，共同铸成了文化中心。而江南的文化中心，在元代全国统一的格局之下，向全国弥散，江南成为新的文化源头。其中以朱子学为主的江南儒学也乘文化弥散的大潮终于一统天下。而在这一现实所奠定的基础之上，此后的明清时代的承续建构，又让江南儒学增添了新的内容，其中的阳明学在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汉字文化圈的范围内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之下，传统的儒学也被重新审视、整理，汉学、宋学、公羊学精彩纷呈，杰出学者辈出，群星闪耀。迄至近代以前，道学一直定位一尊，影响庙堂，深入社会。秦汉唐宋元明清，王朝都消失了，包括以朱子学为代表的江南儒学，承载着文化的中国，一直屹立在这块古老的大陆上。

（此文刊载于《光明日报》2022年3月26日《国学》版，此处贴出未删节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