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的思想属于儒家，现在似乎是不用多说的问题。但实际上，对于荀子思想主旨的认识，历史上却有过不同的争论，直到现在，由于种种原因，人们的认识还有很大、很多的分歧。

                               第一，前人认识的分歧

我们前面已经说到，荀子不仅传习儒家学说，守“孔子家学”等儒家“正学”，而且连他的弟子韩非在说到“儒家八派”的时候，也将“孙氏之儒”[1]列在其中。学术界公认，所谓“孙氏之儒”，指的就是荀子。在《汉书·艺文志》中，《孙卿子》乃是被列入“儒家类”的，显然，无论战国时期还是汉代的学者，都是没有任何疑问地以荀子属于儒家的。

实际上，唐朝以前的学者大都如此。唐朝，大学者韩愈以儒家道统传人自居，不仅“原”儒家道统，而且按照自己的理解，一味地褒扬孟子而贬抑荀子，他说：“考其辞，时若不醇粹，要其归，与孔子异者鲜矣，抑犹在轲、雄之间乎？”以为其说在孟子、扬雄之间，要削去“荀氏之不合者”以“附于圣人之籍”，从而给荀子以“大醇而小疵”的评价。[2]在总体上，他仍然认为荀子的思想属于儒家。

中唐以后，情况有了很大的反转，宋代的理学家们尊奉子思、孟子学说，以思、孟为儒学正统，说孟子死后“千载无真儒”，视荀子为儒家异端，不遗余力地对他进行攻击。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颐则认为荀子的思想主张“悖圣人者也”[3]、“极偏驳”[4]，在他看来，“只一句性恶，大本已失”[5]，认为荀子的主张尤其是人性学说，与儒家的精神不符。南宋时期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则以荀子为法家，他说：“荀卿则全是申、韩，观《成相》一篇可见。他见当时庸君暗主战斗不息，愤闷恻怛，深欲提耳而诲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归于明法制、执赏罚而已。”[6]在人性方面，朱熹甚至说：“不须理会荀卿且理会孟子，性善渠分明，不识道理。”[7]

宋代以来，尤其是明清两代，许多学者都认为荀子思想有浓厚的法家气息，或直接以荀子思想属于法家。围绕与法家的关系，出现了许多的名目，比如，有人认为荀子是继承了儒家的法家，有的是荀子是从儒家蜕化出来的法家，有的说荀子是儒表法里的人物，有的说他是法家的老师，培养了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宋代以后，对荀子思想的学派属性，人们的看法大要归于这几类：一是认为荀子的思想属于儒家；二是认为荀子的思想虽然属于儒家，但兼收并蓄了其他各家的思想；三是他的思想基本属于法家。

                               第二，荀子的儒家本色

在荀子的著作中，他明确自报“家门”，而以儒家自居，他属于儒家自应无疑。在《劝学》篇中，荀子说：“学之经莫速乎好其人，隆礼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识志，顺《诗》、《书》而已耳，则末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将原先王，本仁义，则礼正其经纬蹊径也。若挈裘领，诎五指而顿之，顺者不可胜数也。不道礼宪，以《诗》、《书》为之，譬之犹以指测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锥餐壶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礼，虽未明，法士也；不隆礼，虽察辩，散儒也。”荀子认为学习最重要的是接近良师益友，从而才能更好地隆礼，他希望人要上好其人，下能隆礼，原先王，本仁义，不做所谓的“陋儒”、“散儒”。

在《非相》篇中，荀子主张言要“合先王”，“顺礼义”，在这样的基础上，其人还能够做到“好言”、“乐言”，这就是一位“诚士”，所以，真正的君子不仅“法先王，顺礼义”，还要“於言无厌”，这才不是一位“腐儒”。据《儒效》篇记载，秦昭王曾经问荀子说：“儒无益於人之国？”荀子极力进行分辨，论证儒者“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他还说：“势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在人下则社稷之臣，国君之宝也。”

除了“陋儒”、“散儒”、“腐儒”等概念，荀子还提到了“大儒”、“雅儒”、“俗儒”、“贱儒”等概念。这表明，荀子作为儒学中人，对有关儒家思想及其与社会治理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在《儒效》篇中，他将人们分为四种，即“俗人”、“俗儒”、“雅儒”、“大儒”，分别论述他们对于治国安民的作用，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举错而定，一朝而伯。”据《大略》篇记，荀子认为有的话属于“家言邪说之所以恶儒者”，他认为：“是非疑则度之以远事，验之以近物，参之以平心，流言止焉，恶言死焉。”荀子的儒家本位立场可谓昭昭然也。

除了上述所言，《荀子》中有关的记载还有很多。比如《富国》篇中说：“儒术诚行，则天下大而富，使而功，撞钟击鼓而和”，“墨术诚行，则天下尚俭而弥贫，非斗而日争，劳苦顿萃而愈无功，愀然忧戚非乐而日不和。”又如《王霸》篇中说：“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为之，匹夫则无所移之”，“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说也。论德使能而官施之者，圣王之道也，儒之所谨守也。”在《礼论》篇中还说：“儒者将使人两得之者也，墨者将使人两丧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在儒、墨两家学说并称为“显学”之际，荀子的儒家立场可谓旗帜鲜明。

在《荀子》一书中，荀子反复称扬孔子、子弓，以作为自己的师承。“子弓”就是孔子弟子“仲弓”。[8]在《非相》篇中说：“盖帝尧长，帝舜短；文王长，周公短；仲尼长，子弓短。”他将孔子、子弓，与儒家圣王尧、舜以及文王、周公同论。在《非十二子》篇中说：“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弓为兹厚於后世，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在一大夫之位，则一君不能独畜，一国不能独容，成名况乎诸侯，莫不愿以为臣，是圣人之不得势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荀子遍“非”各家，而独称仲尼、子弓。在《儒效》篇中说：“通则一天下，穷则独立贵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污，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这里，荀子将仲尼、子弓称为“大儒”。

我们前面说到，他的弟子韩非将其作为“儒家八派”之一，更是荀子儒家本位立场的重要旁证。据《韩非子·显学》篇说，虽然孔子、墨子去世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但都以儒家传人自居，“皆自谓真孔、墨”。显然，“孙氏之儒”同样也以自己传承了孔子的学说。荀子虽然批评包括子思、孟子、子张、子夏、子游等人，却推尊仲尼、子弓，恰恰印证了韩非子的说法。韩非是荀子的学生，他所言及荀子为儒学中人，不可不信。

                           第三，荀子“法后王”乃“法周公”

在荀子的思想体系中，除了“性伪论”之外，还有一个概念非常引人瞩目，那就是他的“法后王”。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乃至其他不少学者都常常谈及“先王”，而荀子独独创立了“后王”这一概念。在《荀子》一书中，他并没有对“后王”的概念明确加以界定，从而使得后人进行了种种推测。

显然，了解荀子所说的“后王”何指十分重要，它直接关系到对荀子思想的认识，进而影响到对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评价。但是，对于这一问题，真可谓异说纷呈。有人认为指“近时之王”或“当今之王”；有人认为指周文王、周武王；有人认为是指周公；有人认为指相对于开创之王的守成之主；有人认为并不特指某个现实人物，只是荀子构想的一个理想人格；还有的认为是指“先王”、“百王”序列中的后者；还有人认为是指孔子。

我们认为，荀子倡导所法的“后王”，很可能是暗指周公；他所说的“法后王”很可能就是“法周公”。这在《荀子》各篇的论述中都可以看到踪迹。

《不苟》篇中说：

故千人万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后王是也。君子审后王之道而论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议。推礼义之统，分是非之分，总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故操弥约而事弥大。五寸之矩，尽天下之方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内之情举积此者，则操术然也。

在这里，荀子所讲的是一个“操术”的问题，他希望政治的治理要效法“王道”，但要去繁就简，因为他认为“操弥约而事弥大”。有人曾说，智者的简单，并非因为贫乏或缺少内容，而是繁华过后的一种觉醒，是一种去繁就简的境界。荀子所希望的这种“简单”不是对“繁华”的否定，他是以“一人”而推“千万人”，以“天地始”而推知“今日”，以“百王”而推“后王”。

须知道，荀子所说的“今日”既然相对于“天地始”而言，应当不一定就是具体的“荀子之时”，它可以泛指自己看到的时代。

有不少学者被荀子所说的“今”给迷惑了。有人找不到“后王”所指，便认为这是荀子构想出来的人物，并非实有其人，因为《荀子·君道》篇中说：“欲脩政美俗，则莫若求其人。彼或蓄积而得之者不世绝。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古之道。”所以有据而人认为，“彼其人”是“生乎今之世”的，周文武离荀子时代已有数百年之久，怎能是指文、武、周公?

其实，“生乎今之世”、“志乎古之道”之类的说法是春秋时期的常用语，孔子本人就常常用到这类表述，一般都是作为假设之辞出现的。例如《孔子家语·五仪》篇记孔子说：“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礼记·中庸》记孔子说：“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都是如此。所谓“今之世”不一定是言语者本人之世，而是言语者假定的具有某种行为方式的人所处的时代。所以，荀子所说的 “彼其人”不一定生活在荀子的时代，他是说这个人生活在自己的时代却尊奉古代的圣道。

《非相》篇中说：

圣王有百，吾孰法焉？故曰：文久而息，节族久而绝，守法数之有司极礼而褫。故曰：欲观圣王之迹，则於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故曰：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欲知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故曰：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此之谓也。

荀子在这里同样提到了“今日”，而这里的“今日”则与“千岁”对举。自古以来，圣王很多，那么，效法圣王，如何落实？荀子认为，时间既久，文息节绝，上古圣王之迹却具体地体现在“后王”身上。

在荀子看来，“后王”乃是现今天下人之“君”，相对而言，“上古”时期的“先王”就好比他人之君，今人不可“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谁是“后王”？谁是今人之君？值得注意的是，荀子提出了“以近知远”的概念，他却没有说“以今知远”，这证明我们前面所说荀子所言不是“荀子之时”的推断是正确的。

荀子所言的“近”到底在什么时候，这是“后王”何指的关键。很明显，它不会早到周朝以前。那么，它会不会是指东周以后各王，也应该不是。即使“后王”的时代再后，也应当是指所谓的“相对于开创之王的守成之主”。看来，人们将目光聚焦在殷末周初的思路是对的。

《非相》篇中的句子也透露出一些端倪。在表述中，荀子以“千岁”与“今日”、“亿万”与“一二”、“上世”与“周道”、“周道”与“其人”，两两对言，这种句型组合结构，显然不是强调其间的“一种反差”，也不是言其时间跨度之大或者数量悬殊之多，而是强调二者之间的联系。意思是“亿万”集中于“一二”、“上世”集中于“周道”、“周道”集中于“其人”。因为如果强调所谓“反差”，则“上世”就不会包括“殷道”，这显然与早期儒家的文化观不相符合。

孔子认为三代文化是相互“损益”的关系，荀子的说法与孔子思想一致。当孔子的弟子子张向孔子请教可否推知十世的情况时，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9]周代的礼制包含了夏、殷二代，是对前世内核的继承，其所变更者，是不切实的部分，是经过实践检验必须扬弃的东西。这种“损益”是继承基础上的“损益”，属于“批判地继承”的范畴。经过“损益”，它更加符合时代。与孔子一样，荀子的着眼点同样也是“周道”。

既然“上世”集中于“周道” 、“周道”集中于“其人”，那么，这个“人”就一定是代表了“周道”的人，他自然不是一般的人，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能够充任这一身份。值得注意的是，在“欲知周道，则审其人”的后面，荀子还说了一句 “所贵君子”，这里说到“君子”十分重要，它有助于分辨这位代表了“周道”的人。《礼记·礼运》中记有孔子曰：“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 禹、汤、文、武、成王、周公明确被孔子称为“君子”。如此，“周道”的代表不是文、武，就应该属于周公。

《儒效》篇中荀子说：“言道德之求，不二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二后王谓之不雅。”《王制》篇中荀子说：“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贰后王谓之不雅。”既然循“道”应不过夏、商、周三代，而周道又继承了夏道、殷商之道，那么，所“法”的“后王”应即周道中人，而最能够代表周道，奠定了周代礼乐文明基础的乃是周公。由此，我们不能不想到孔子的话，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0]孔子又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11]孔子还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馀不足观也已。”[12]联想到荀子自称师承孔子，我们不能不认为，孔子的这些话简直就是荀子言语的注脚。

《荀子》中的《正名》篇，开篇即说到：“后王之成名：刑名从商，爵名从周，文名从礼。散名之加於万物者，则从诸夏之成俗曲期，远方异俗之乡则因之而为通。”这里所说的是后王“成名”的基本原则。这里透露出来的信息十分重要，这位“后王”不是一般的“王”，他是定“刑名”、“爵名”、“文名”的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周公。

周公曾经作“九刑”、定爵等、制礼乐，这在荀子时代乃是普遍知晓的事实。《左传》文公十八年曰：“先君周公制《周礼》曰……作《誓命》曰……在《九刑》不忘。”关于周公作《九刑》，不仅早期史书明确记载，而且可以与《逸周书》的《尝麦》相互印证发明，它与周公制礼作乐一样，应当属于确凿的事实。[13]

周人的礼制虽然主要继承了殷人，但又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变。据研究，殷周谥法便有不同，其中最明显的差别就是周人只取“文”、“武”等美称，并无祭日干支，称为文王、武王，以后到西周时期，谥名逐渐加多，谥法就正式形成了。[14]《周书序》说：“周公肇制文王之谥义，以垂于后，作《谥法》。”爵等也是如此。《逸周书》中有“爵以明等极”[15]的说法，孔晁注曰：“极，中也。贵贱之等，尊卑之中也。”此即《逸周书·月令》所说：“乃命大史次诸侯之列”。公、侯、伯、子、男的排列次序，正表明它是标志周代诸侯贵贱尊卑的爵秩等列。《左传》昭公十三年载郑子产说：“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制也。卑而贡重者，甸服也。郑伯男也，而使从公侯之贡，惧弗给也。”“列”就是诸侯的等列。“列尊贡重”，就是爵位越尊贵，贡赋越重。“卑而贡重者，甸服也”，此甸字通圻，指的是王之内。荀子所说“爵名从周”，其制订者最有可能的就是周公。

在《正名》篇中，荀子阐述后王“成名”的原则。《国语》注曰：“成，定也。”刘念亲曰：“成名，定名也。”杨倞注：文名，谓节文威仪。礼，周之仪礼。《礼记·明堂位》中载：“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于成王。”《尚书大传》记载周公事迹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周礼是周公所作。

《荀子》的《成相》中也说：“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极复后王。复慎、墨、季、惠，百家之说诚不详。”这一则材料更加明确无误地证明了“后王”乃是周公。荀子所言的“后王”所处的世道为“至治之极”，此世非周公之时莫属。其中说“复慎、墨、季、惠，百家之说诚不详”，正是荀子“非十二子”的原因，荀子说：“今夫仁人也，将何务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则法仲尼、子弓之义，以务息十二子之说。如是则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毕，圣王之迹著矣。”荀子认为无论摒弃百家之说，还是上法舜、禹，下法仲尼、子弓，都是为了找回“圣王之迹”。这里的“圣王”也是指制礼作乐、“次序”“周之官政”[16]的周公。

【未完待续】

【选自杨朝明：《〈荀子〉通说》，见杨朝明：《国学新读本·〈荀子〉》，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