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最初只被称为《诗》，它分为风、雅、颂三大类，共305篇，故当时有人举其成数又以“诗三百”相称。到了汉代经学产生以后，它才有了《诗经》的称谓。不过，春秋时期，今本《诗经》的规模便已具备，《左传》记吴公子季札至鲁“请观周乐”时，鲁曾为他一一歌唱各地风乐以及雅、颂等，其中各部分今本《诗经》全有，只是其叙次与今本稍异。《诗经》在当时似乎与鲁国有着特殊的关系，这不仅是因为季札作为吴国的公子，他却至鲁请观周乐，而且鲁国师工所歌令他赞叹不已；同时，《诗经》十五国风所录方俗之诗，包含了包括鲁之近邻齐国在内的许多地域，然而，从篇名看，却偏偏没有作为周代重要方国的鲁国。可是，在颂诗中，《周颂》、《商颂》之外，却又专有《鲁颂》四篇。另外，从文献记载看，鲁人对于《诗》的熟悉和了解，也是他国所无法企及的。

关于鲁国与《诗经》的关系，我们拟从四个方面缕析如次：

 

一、鲁国的乐舞与《诗经》

 

在周代众多的邦国中，鲁国乃姬姓“宗邦”，诸侯“望国”，故“周之最亲莫如鲁，而鲁所宜翼戴者莫如周”【1】，鲁文化与周文化乃一脉相承。由于鲁国是周公之子伯禽的封国，而周公无论在帮助武王争夺天下，还是在成王年幼时平定天下，都有着卓著的功勋，因此，鲁国初封时不仅受赐丰厚，而且相对于他国来说还得到了不少特权。

因为周公的缘故，鲁国在乐舞方面也有别于他国。《史记·鲁周公世家》说“鲁有天子礼乐”，《礼记·明堂位》也说“鲁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礼乐”。此外，周公制礼作乐，周初开始完善起来的宗法礼乐制度，其影响所及，更铸就了鲁国根深蒂固的礼乐传统。礼乐中礼的部分之外，便是乐，礼典的施行往往配合着一定的乐舞，而礼乐中乐的部分又不能离开《诗经》。关于诗与乐的关系，沈文倬先生说：“音乐的演奏以诗为乐章，诗、乐结合便成为各种礼典的组成部分。”【2】这里的“诗”即指《诗经》。在周代，“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3】。孔子当年从事教育活动，也“以诗、书、礼、乐教”【4】，礼与诗、乐是不可分离的。这里所说的“诗”也显然是指《诗经》。对 此，清人邵懿辰的话表现得更明白：“乐本无经也，乐之原在《诗》三百之中，乐之 用在《礼》十七篇之中。”【5】

鲁是“秉礼”的国度，鲁文化的特色便首推其礼乐文化，由此亦可推想《诗经》之与鲁国的密切关系。

《诗经》主要是根据音乐分类的，其中“颂”乐乃是王廷宗庙祭祀祖先、祈祷神 明的乐歌。《诗序》说：“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郑玄《毛诗传笺》说：“颂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朱熹《诗集传》说：“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庙乐歌之辞，其语和而庄，其义宽而密。” 都说颂乐乃为朝廷所有。

鲁为周公之后，亦有周代宫廷之乐。周宫廷之乐包括虞、夏、商、周之乐，据《 礼记·明堂位》，鲁人亦兼用之。相传舜时有《大韶》，禹时有《大夏》，商汤时有《大濩》，周初有《大武》，这都是各个时代的代表性乐舞。它们主要用于祭祀天地、山川、祖宗，其声调平淡，节奏舒缓，有歌有舞，规模宏大。这些乐舞的内容带有史诗性，故而又带着戏剧表演的味道。有的还有较为完整的故事情节，《大武》就是如此。《吕氏春秋·古乐》说：“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于牧野。归，乃荐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为作《大武》。”四代之乐既为周代宫廷之乐，故亦为周乐的一部分，所以季札在鲁，鲁乐工可为他一一演奏。据载，季札观乐后，当时就赞不绝口，叹为“观止”。究其原因，或许还应有鲁人对乐曲的整理和加工。如孔子就曾经与宾牟贾讨论《大武》，孔子曰：“声淫及商何也? ”对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则何音也?”对曰：“有司失其传也。”【6】这是说《大武》原来的曲调没有商音，大概春秋时期人们整理时加用了商音。季札对鲁人演奏的乐舞连声称美，则鲁人可能对这些乐舞有一个加工完善的过程。

鲁国的四代之乐除了用于祭周公外，还用于敬享邻国之宾。《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说：“鲁有禘乐，宾祭用之。”杜预注曰：“禘，三年大祭，则作四代之乐。别祭群公，则用诸侯乐。”孔颖达疏曰：“禘是三年大祭，礼无过者，知禘祭于太庙，则作四代之乐也。礼，唯周公之庙得用天子之礼，知其别祭群公，则用诸侯之乐。诸侯之乐谓时王所制之乐，《大武》是也。然则禘是礼之大者，群公不得与同。 而与宾得同禘者，禘者，敬邻国之宾，故得用大祭之乐也。”是鲁以四代之乐（禘乐）于享大宾及大祭时用之。四代之乐中的《大武》，其乐章乃是《诗经·周颂》中的六篇。除了《礼记·乐记》所载孔子与宾牟贾讨论《大武》以外，《左传》宣公十二年也涉及到了《大武》的乐章次第。自近代大学者王国维作《周大武乐章考》【7】，从而奠定了研究此乐章的基础以来，又有不少人对《大武》的乐章次第进行考订，如高亨【8】、阴法鲁【9】等先生都在这方面下过功夫。在诸家的基础上，杨向奎先生根据《左传》宣公十二年的叙述，断定《大武》的章次依次是《周颂》的六篇：《武》、《时迈》、《赉》、《酌》、《般》、《桓》【10】。 他以《武》为《大武》首章的看法与朱熹的主张是一致的。

《诗经》中又有《鲁颂》。既然《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朱熹《诗集传》中也说“颂则鬼神宗庙祭祀歌舞之乐”，那么《鲁颂》亦带有祭歌或颂歌性质。如果说鲁国的四代之乐主要用于太庙之祭，那么《鲁颂》则主要是为颂美鲁公所作。《鲁颂》前三篇《駉》、《有駜》、《泮水》，颇与叙事诗相类，而《閟宫》则是典型的祭颂之诗。《鲁颂》在演奏时当也速度缓慢，音调清越，不但配合乐器，而且带有扮演、舞蹈 的艺术。《閟宫》篇叙述鲁国祭天祀祖的奢华场面中，便有“万舞洋洋”。万舞本是天子专用礼乐，舞者在舞蹈时手里拿着干或羽。《诗·邶风·简兮》“方将 万舞”毛《传》说：“以干羽为万舞，用之宗庙山川。”陈奂《传疏》云：“干舞， 武舞；羽舞，文舞。曰万者，又兼二舞以为名也。”

鲁国又有雅乐。雅乐有大雅、小雅之分，清人惠周惕《诗说》认为大、小雅就像后代音乐的大吕、小吕，都是乐调的区别。这就如孔颖达所说的“诗体既异，音乐亦殊”。郑樵在《六经奥论》中说“朝廷之音曰雅”，不过，大、小雅的使用场合也有一定的区别。大雅一般用于天子祭祖、大射、视学以及两君相见等重要礼典，其它场合基本不用，这有比较严格的区别。如两君相见，一般是升歌《清庙》，但也有歌大雅《文王》的。小雅比较接近民歌，有的就是根据民歌整理加工而成。它主要用于诸侯大射、燕礼以及士大夫乡饮酒礼等仪式中。有的唱，有的只奏不唱，有的则歌唱与 器乐间作。鲁国师工对《大雅》、《小雅》都可演唱，季札评论说：人们听了《小雅 》，不禁“思文、武之德，无贰叛之心”，《大雅》则“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 就是说《大雅》不仅本体直，而且乐曲有抑扬顿挫高下之妙【11】。

《诗经》中，除《雅》、《颂》之外，便是《国风》，从篇数上讲，它占了《诗经》总数的一半以上。《国风》为地方乐歌，即各地的土乐，经过整理润色，集中到一起。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的记载看，鲁国对这些风诗皆可弦歌诵舞。《国风》在演奏时也大都配合乐舞，如《邶风·简兮》说：“左手执籥，右手秉翟。”翟为野鸡毛，籥则是形似笛子的乐器，翟与籥皆为舞时所用的东西。

鲁歌十五国风是与鲁在周代的地位密切关联的。周族本是自西北向东南发展势力的，因为殷商的根据地在东方。当周族的翦商事业完成后，为了加强对东方的控制，便在东方封建诸侯，“以藩屏周”。鲁国被封于曲阜商奄旧地，也是为了“大启”疆宇，“为周室辅”【12】。鲁为周公之后，周王室视之为自己的嫡系，鲁便成为周室的代理人以控制这个地区。用杨向奎先生的话说，“鲁国实为宗周文化之正统”，“是宗周礼乐文明的嫡传”【13】。所以，周王廷得于各地的风乐，鲁亦得歌之。不仅如此， 周人取得天下后，为炫耀其政教远被，甚至注意采用四夷之乐，即将周边地区民族比较原始的民间音乐用于祭祀和宴乐。鲁也用夷乐，《礼记·明堂位》载鲁祀周公于太庙时，除了歌舞《大武》、《大夏》以及演奏雅乐等外，还用了名为《昧》的东夷之乐和名为《任》的南蛮之乐。鲁人“纳夷蛮之乐于太庙”，目的是为了“言广鲁于天下”。对夷乐尚如此，鲁对中土各地的风乐就不会不有了。

顾颉刚先生著有《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一文【14】，在前人定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诗》三百篇全部入乐。不仅如此，歌乐之外，尚配有舞。正由于《诗经》所录全为乐舞曲，所以吴公子季札在鲁观乐。乐而可观，有舞可知。正如孔颖达在疏解《左传》季札“请观周乐”节时所言：“乐之为乐，有歌有舞，歌则咏其辞而以声播之，舞则动其容而以曲随之。歌则乐器同而辞不一，声随辞变，曲终更歌，故云为之歌《风》、为之歌《雅》。及其舞则每乐别舞，其舞不同。季札请观周乐，鲁人依次而舞，每见一舞，各有所叹。”西周春秋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与战争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鲁人重礼，则在祭天祀祖等礼仪活动中以诗乐致其敬意于鬼神便成了生活中的常事。同时，鲁人宴饮时也往往有乐舞演奏，如《鲁颂·閟宫》作为颂祷僖公与群臣宴会饮酒的诗，其中就描绘了鲁人手拿鹭羽婆娑 起舞的生动场景；《閟宫》中说“鲁侯燕喜”，僖公与群臣宴饮，也是在深致祈祷和 祝福之意。

 

                       二、鲁人的社会生活与《诗经》

 

在西周和春秋时期，《诗经》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是密切相关的，一方面，在宫廷、贵族的祭祀、典礼、宴会中，它常常以一种乐舞的形式出现，从而被当作一种仪式或娱乐宾客的节目，鲁国在这方面便表现得十分明显。

实际上，《诗经》与人们的联系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方面，这便是在政治、外交和其它社会生活中，它被用作一种表情达意的交际工具，此即古代所谓“献诗陈志”和“赋诗言志”。公卿、大夫们将诗句等运用于政治活动诸方面，或借献诗以表达其颂扬与讽谏，或借赋诗在社交场合表达思想感情。《国语》、《左传》等先秦古籍中，有不少这方面的记录。这种情况又似乎较多地表现在周王室的宗亲国家之中。周初封建时，内宗亲而外异姓，宗亲之中，又以鲁与卫、晋为最，这从《左传》定公四年所叙述的分封情况中可以看出来。只不过康叔之后卫国不能克终，以致沦为晋、楚等大国的附庸，鲁、晋遂继宗周而成为礼乐文明的中心。另外，因太公的缘故，齐国亦为大国。齐为鲁邻，姬姜两姓，世为姻亲，但齐、鲁两国在文化上却有明显差异。作为宗周文化的正统，鲁与晋、齐等“小宗”相比，它便成了文化“中心的中心”【15】。 晋韩宣子所言“周礼尽在鲁矣”一语便是我们这一论题的最好注脚。正因为如此，文献记载中，鲁、晋两国“赋诗言志”、以《诗》用于社会交往尤其是对外交往的情况，便比他国较多，而从对《诗》的重视程度以及用《诗》的数量等方面看，鲁又为各国之最。例如，仅从清人姚彦渠所编《春秋会要》看，其中“嘉礼”中所汇“享燕”之礼，“赋诗言志”的事例计有21次，其中17次有鲁人参与，晋人参与者也有10次之多。据清人赵翼《陔余丛考》的统计，《国语》、《左传》中所引诗绝大部分都是三百篇中的诗，仅有极少数是不见于《诗经》的逸诗。

鲁国的卿大夫对《诗》都比较熟悉和了解。如前所述，《诗》与礼是有密切联系 的，许多情况下，《诗》就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鲁国的公卿大夫们就像了解何 种场合使用何种礼仪那样，对诗乐使用场合的分殊也十分清楚。如：

穆叔如晋，报知武子之聘也。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

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韩献子使行人子员问之，曰：“子以君命辱于

敝邑，先君之礼，藉之以乐，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细，敢问何礼也?”对曰：

“《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与闻。《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使臣不敢及。

《鹿鸣》，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

华》，君教使臣曰：‘必咨于周。’臣闻之：‘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

为诹，咨难为谋。’臣获五善，敢不重拜？”【16】

《三夏》、《文王》都非用于卿大夫者，故穆叔不拜，《鹿鸣》之三即《小雅》之首《鹿鸣》、《四牡》、《皇皇者华》，都与穆叔的身份相当，故每歌一曲，他都进行拜谢。

春秋时列国间进行外交活动，也往往通过赋诗言志，用比喻或者暗示的方法，表达彼此的立场和意见，赋诗便成为外交人员所必须具备的一种才能。据《左传》载，鲁文公十三年（前614年），郑伯背叛晋国后又想归服晋国，欲请从晋国返回的鲁文公代为求情。宴会时，郑大夫子家赋《鸿雁》，取“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郑以鳏寡比喻自已孤弱，请求文公哀恤，为之道路奔波，再次到晋国去，以为郑求和。季文子言己亦鳏寡，推诿说：“寡君未免于此。”遂赋《四月》，取“先祖匪人，胡宁忍予”，表示想回国祭祀先祖，不愿再返回晋国。子家又赋《载驰》之四章，取“控于大邦，谁因谁极”，表示小国有急，想求大国救助；鲁国不好再推辞，于是，季文子赋《采薇》之四章，用“岂敢定居，一月三捷”来答应为郑国奔走。双方的应答，全以赋诗为媒介。

宋国的向戍在鲁襄公十五年（前558年）聘鲁后，鲁于襄公二十年（前553年）又派

季武子到宋国聘问。在宋公享季武子的宴会上，季武子赋《常棣》第七章和最后一章。第七章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最后一章云：“宜尔家室，乐尔妻帑。是究是图，亶其然乎?”其意是说鲁、宋本为婚姻之国，应该和睦相处，使各乐家室。 宋国人很高兴，重重地送给他一些财礼。当季武子回国复命时，鲁襄公设享礼招待他，他又赋《小雅》中的《鱼丽》之最后一章，取“物其有矣，维其时矣”，以喻他聘宋成功乃是公命之得时。襄公则赋《小雅》中的《南山有台》，取其“乐只君子，邦家之基”、“邦家之光”等语，夸奖季文子能为国增辉。

鲁君为出使外国归来的卿大夫设宴慰劳，君臣往往赋诗言志，表达思想；鲁享邻国国君或大夫时亦常在宴会上赋诗。而赋诗当然不是自己创作诗篇加以诵唱，而是用 现成的诗篇断章取义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赋诗断章，余取所求”，说的正是这种情 况。如晋范宣子于鲁襄公八年（前565年）聘鲁时，为寄寓让鲁国及时出兵参加伐郑之意，遂赋《摽有梅》一诗。该诗为《召南》中的一篇，其本义是男女婚姻及时；鲁大夫季武子赋《角弓》一诗，取意“兄弟婚姻，无胥远矣”，以表示答应；宣子将退出时，季武子又赋《彤弓》，该诗《序》云：“天子锡有功诸侯。”武子意在说明晋悼公伐郑乃是继续晋文公的霸业。双方赋诗，无一不是断章取义。

赋诗虽是断章取意，但不懂得《诗》就不能做外交工作，就可能办不好事情。鲁人就很看不起不懂《诗》的人。鲁襄公二十七年（前546年），齐庆封往鲁国行聘，叔孙穆子看到他的车子很美，但他却与这种容饰不称，吃饭时又表现得不恭敬。叔孙穆子便为他赋《相鼠》这首诗，取义“人而无仪，不死何为”、“人而无礼，胡不遄死”。但庆封却浑然不知。又如鲁昭公十二年（前530年）夏，宋国的华定为新立的新君通好而到鲁国聘问，鲁设享礼招待他时，为他赋《小雅》中的《蓼萧》一诗，诗中有“燕笑语兮，是以有誉处兮”、“为龙为光”、“宜兄宜弟，令德寿岂”、“万福攸同”等句。但华定却不知道，也不赋诗回答。所以鲁人说他道：“必亡。宴语之不怀，宠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将何以在?”【17】

《诗》与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联系，更表现在《诗》的教学乃是古代教育的开端。如《周礼·春官·大司乐》说以乐德、乐语、乐舞教国子，则《诗》的学习自幼童时便开始了。鲁人十分重视《诗》的学习。如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18】他又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鸟兽草木之名。”【19】 他对学《诗》的重要性以及《诗》的诸种功能都说得十分透彻。孔子还说：“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20】二《南》位在《诗经》之首，所以，如果连二《南》都不学，实在是说 不过去了。孔子还要求对《诗》三百篇都能够口诵，而且应当领会并能运用，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21】孔子重视《诗》的学习，《诗》的学习也是孔门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论语》中有16处与《诗经》有关的记载，其中既有孔子对“诗三百”的评论，也有孔门师徒利用《诗》议论问题。如《学而》篇记子贡说：“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回答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子贡又说：“《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孔子高兴地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子贡能运用《诗》作比喻，孔子便对他大加赞赏，为此而把他的学问和道德提高一步看。又如，《八佾》篇记子夏问孔子说：“‘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孔子说：“绘事后素。”子夏又问道：“礼后乎？”孔子说：“起予者商（子夏）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其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见于《诗·卫风·硕人》，“素以为绚兮”可能是逸句。子夏对该诗理解较好，便意味着他已经有了进步，所以孔子为能与他讨论《诗》感到欣慰。

孔子把弟子们对《诗》的学习、理解看得很重，他本人对《诗》自然也十分了解。据《论语·八佾》篇记，鲁三家祭祀祖先时，用天子之礼，唱着《雍》这篇诗来撤除祭品，孔子说：“‘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他对三家进行批评，顺口说出了诗中的句子。这类例子很多，此不枚举。孔子如此，鲁国的其他士人也是如此据赵翼《陔余丛考》统计，鲁人左丘明在《左传》中引诗217条， 除了对列国公卿（包括鲁国公卿）引诗进行记述外，在评论中自引诗及转述孔子之言所引诗就达48 条，除了几条逸诗外，其余全部见于今本《诗经》。

鲁人对于《诗》的熟悉和了解、运用，还表现在孔子把《诗》看成为教化的工具。《礼记·经解》引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孔子关于《诗》的论述的有关理论，开创了儒家的诗教。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其中尤以孟、荀两派影响最大。孟子是鲁三家中孟孙氏的后代，他的思想尤为孔子思想的正统。《孟子》七篇中，引《诗》达30多处，他在《万章》篇中所提出的“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方法论，成了后世说《诗》的指导理论。荀子为了明道、征圣、宗经，也往往“引《诗》为证”，《荀子》书中论《诗》者有7处， 而引《诗》更达80多处。儒家的诗教理论在孟、荀这里得到了发扬光大。儒学产生在鲁国，儒家的思想理论基础也都在鲁国，儒家关于诗教的理论便明显体现了《诗》与鲁人社会生活的密切关系。

 

                               三、关于《豳风》

 

《诗经》十五国风没有“鲁风”，鲁却是周代的一个重要封国，又有十分显著的文化特色。因此，后人便有了各种猜测，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就认为《鲁颂》本为“鲁风”，他说：“列国之《风》，何以无鲁？大师陈之，固曰‘鲁诗’，不谓之‘颂’矣。孔子，鲁人也，从鲁而谓之‘颂’。比如鲁史之书‘公’也，然而《泮水》之文则固曰‘鲁侯’也。”【22】顾炎武此说似乎还缺乏足够的证据。

与顾炎武同时期的理学家张履祥则认为，《国风》中的《豳风》就好像是“鲁风”，在《〈豳风〉说》中，他认为：“鲁无《风》，《豳风》犹‘鲁风’也。周公治鲁，尊尊而亲亲，故鲁虽弱，有先王遗风。他日，夫子曰：‘鲁一变至于道。’又曰：‘吾舍鲁何适也？’盖此志也。以《周南》始，以《豳风》终，始终以周公也。”【23】 他第一个提出了《豳风》为“鲁风”的看法。

张履祥的观点是正确的。张履祥之后，又有徐中舒、金景芳二先生先后作了与张氏《〈 豳 风〉说》题目相同的文章【24】，分别阐述了各自的观点。徐中舒先生在文中广列证据，以证明《豳风》应为鲁诗。后来，徐中舒先生又与人合撰《论<豳风>应为鲁诗》【25】一文，进一步申述了自己的看法。文中指出，根据《豳风》的地理环境与历史背景，便可以看出它为春秋时期鲁国的诗歌，诗中所说蚕桑的繁荣以及稻谷种植的情况，都与古代鲁国所在地区桑蚕纺织业发达、有水稻种植等相应，而西周时期的豳地却不具备这些条件。诗中描述的严格的男女界限以及夏、商、周历法并用的情况，也都是鲁国特有的现象。徐中舒先生认为，风乃是音乐的调子，豳风就是豳地方的调子，到春秋时期，这个调子被鲁国所沿用，仍然称之为豳风。《礼记·明堂位》记载鲁国太庙用豳乐，有土鼓、苇桴等。《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聘鲁时请观周乐，鲁为之歌《豳风》，季札谓“其周公之东乎”，是说周公、伯禽把周乐带到东方的。这些记载，都是豳风东传，成为鲁诗的有力明证。

当然，徐中舒先生所论亦不无可商之处。如徐先生为了论证《豳风》为春秋时期 的诗歌，遂解《九罭》之诗为“伤鲁君流离失所不得复归”，因为该诗中有“公归无所”、“公归不复”、“无以我公归兮”等句。徐中舒先生认为这里的“公”乃指鲁昭公，因为鲁昭公自二十五年逊于齐，至三十二年薨于乾侯，中间屡图复国，如叔孙昭子齐将安众而纳公，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齐、晋、宋、卫之诸侯亦谋纳公。《左传》昭公三十二年云：“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这特别与该诗“公归无所”之言相应。所以，此诗如为鲁诗则必作于昭公之世。然而《诗》三百篇在昭公之世早已具备，孔子处在昭、哀之世，孔子之前，“诗三百”已经成型，鲁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时，《豳风》亦在鲁国师工所歌之列，当时孔子年仅8岁， 而昭公二十七年失国时孔子已经37岁。又，昭公失国前，《诗》早已普遍为时人所熟悉、运用，可以断言，《诗》三百篇的创作年代，最晚的亦应在春秋中叶。故《豳风》中的《九罭》之诗不得迟在鲁昭公末年的春秋后期。

虽然《豳风》的成诗年代及其具体内容还是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但徐中舒先生之《豳风》应为鲁诗的结论却是不可移易的。《吕氏春秋·音初篇》在论述东西南北各音调之始创时，以《破斧》为东音，《侯人》为南音，《燕燕》为北音，秦音为西音。今之《诗经》中，《破斧》即在《豳风》，《侯人》在《曹风》，《燕燕》属《邶风》。曹在成周东南，与二《南》之地相近，所以《吕氏春秋·音初篇》在说《侯人》“实始作为南音”后接着说：“周公、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邶即当北，《邶风》多出于成周东北的河北易县之地。而秦与豳皆在成周之西的雍州，却一以为东音，一以为西音，对此，我们认为徐中舒先生所言极是：“此必《吕》所 据其时西方之豳乐已为秦音所掩，故以《秦风》为西音；而在鲁者则以年代之推移， 又不免与东土旧乐相混，积久遂成为鲁地固有之乐，因而称为东音。”今人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亦注“东音”为“东方国风之音”。此乃《豳风》为鲁诗的一个佳证。

在徐中舒先生之前，傅斯年先生也提出过《豳风》出于鲁国的看法。他本来“一向相信《豳风》应在岐周”，但经过研究之后，他“不得不改信《豳风》是由鲁传 出”。他认为，《尚书》中的《金縢》出于鲁，《金縢》中有一《鸱鸮》之文，而《鸱鸮》之诗恰在《诗·豳风》中。《鸱鸮》之歌流行之地与《金縢》产生之地应该一致；又，周公之名在《诗》三百篇中只出现于《豳风》中，吴公子季札又称《豳风》 “其周公之东乎”，《豳风》中“东山征戍之叹音，‘无使我公之归兮’之欲愿，皆和‘周公之东’情景相符合。至于《七月》中词句事节颇同雅、颂，亦可缘鲁本是周在东方殖民之国，其保有周之故风，应为情理之常”；再就是《吕氏春秋》以《破斧》之歌为东音，都说明了《豳风》“乃出于宗周在东方殖民之新豳”【26】。 此之所谓“新豳”即指鲁国。他的这些分析显然都是很有道理的。

金景芳先生的意见与张履祥、傅斯年、徐中舒等不同。为了说明《豳风》与鲁国的关系，张履祥在叙述自己的观点时，言鲁“有先王遗风”本于“周公治鲁”。对此，金先生反驳说：“周公实未封鲁，封鲁的乃是周公子伯禽，不是周公。”并引史料以证。如依我们的看法，鲁国乃是两次受封，始封于鲁的本为周公，而在曲阜就封的为伯禽。但即使不是这样，也不能说张履祥“周公治鲁”说不能成立。如《汉书·地理志》记：“太公曰：‘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而亲亲。’”当然，汉人去古已远，《汉书》中的记载或不可信据，然其言也不是毫无根据。细察鲁史，便可发现周公思想在鲁国的影响是很大的，鲁人言及“先君周公”时备感亲切，他们追忆祖德时也总是上溯到周公。鲁国专门建有祭祀周公的鲁太庙，所以，周公虽然不曾为鲁公，但他与鲁的关系却十分密切。《豳风》中涉及到周公，恰恰表明《豳风》与鲁国的特殊关联。金景芳先生不同意《豳风》为鲁诗之说，可遗憾的是，金先生只是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而没有进一步展开论述。

 

                             四、《鲁颂》与鲁国史研究

 

就《诗经》中鲁人的作品而言，如果说《豳风》的成诗年代等还是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而《鲁颂》为鲁人颂美僖公所作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不过，关于《鲁颂》的制作时间以及制作者，也不是没有任何争议。《鲁颂》有诗四篇，即《駉》、《有駜》、《泮水》、《閟宫》。《駉》篇《诗序》说：“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俭以足用，宽以待民，务农重谷，牧于坰野，鲁人尊之。于是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而《閟宫》篇中又有“奚斯所作”一语。于是，有人认为《鲁颂》作于史克，又有人认为《鲁颂》作于奚斯。

然而，若加考察，上述两种说法均成问题。首先，《閟宫》就不会是史克所作。该诗自“周公之孙，庄公之子”以下，皆为颂祷僖公之词，其中如颂其皇祖福女，俾其昌炽耆艾，有冈陵作朋之寿，无亏崩震腾之虞，甚至令妻寿母，黄发儿齿，万有千岁，骀背无疆等等，皆非身后追祷之词，《閟宫》应为僖公在世时之作可知。季孙行父之名于鲁文公六年始见于《春秋》，史克之名文公十八年始见于《左传》。另据《国语》，史克在鲁宣公时尚存，而行父之卒也在襄公六年，此时距僖公初年已有80余载。既然《閟宫》之文为颂生之辞，则其不为史克所作可知。因此，事实应如陈奂所云：“史克作颂，谓作《駉》篇，非谓作《鲁颂》四篇也。”【27】

至于《閟宫》一诗的作者，因为该诗末章有“奚斯所作”一语，故多以此诗出于奚斯之手；但由于此语上承“路寝孔硕，新庙奕奕”，故又有不少人以奚斯为主持修建新庙者，而不是说他作了此诗。我们以为奚斯作诗说是对的，首先，奚斯作诗在时代上是合理的。奚斯之名见于闵公二年《左传》，文公二年的《左传》中便称引《閟宫》中的句子。今有人考证《閟宫》一诗作于僖公十八年以前【28】， 而奚斯作诗，其年辈在前，“作颂于僖公之时，时代正合”，因为“《閟宫》多祝寿之语，且云令妻寿母，意必僖公在位，其母成风、其妻声姜皆在，乃宜为此颂祷之词”【29】。第二，“奚斯所作”理解为奚斯作诗与《诗经》中有的篇章后具有作者之名是相类的，如《节南山》、《巷伯》、《崧高》、《烝民》在诗的末章都点出了诗的作者。

《鲁颂》四篇在风格上有一定差别，《閟宫》近《雅》，其它三篇则迭章重言，反复咏叹，韵味与《风》相类。孔颖达《毛诗正义》说《鲁颂》“虽借名为《颂》，而实体《国风》，非告神之歌”，就《駉》、《有駜》、《泮水》三篇而言，其表现是很明显的。宋朱熹《诗集传》认为《鲁颂》为鲁人“自作诗以美其君”，魏源更谈到鲁人美其君的原因，说：“僖四年，经书‘公会齐侯、宋公等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召陵’。此中夏攘楚第一举；故鲁僖、宋襄，旧侈阙绩，各作颂诗，荐之祭庙。”【30】 今《诗经》中，《商颂》共5篇。王国维利用殷商的甲骨文字，证明《商颂》不是商代作品，而是春秋时代的宋诗。至于其制作的具体时间，学术界虽有争议，但其产生的时间很长是可以肯定的。我们认为，《鲁颂》同《商颂》一样，也 不是一人一时之作。《閟宫》为公子奚斯作于僖公前期，而其它3篇可能都是史克作于僖公死后的文公时期，因为3篇体制相类，而且文公为僖公子，这时期掌握鲁国政权的

臧文仲以及负责国家祭祀之礼的宗伯夏父弗忌等人也都力尊僖公，文公二年鲁人“跻僖公”一事即其明证。

《鲁颂》颂美僖公，又作于僖公时或其死后不久，故《鲁颂》应是我们研究鲁国历史的重要资料。当然，《诗经》中的《颂》为宗庙祭祀的乐歌，多为贵族们颂扬其祖先神灵所作，至如《鲁颂》中作于僖公生前的诗歌，在涉及僖公德业时也有不少夸张谀美之词，因而，有人便否定《鲁颂》的史料价值。如清人方玉润就曾评论《閟宫》说：“此诗褒美失实，制作又无关紧要，原不足存；其所以存者，以备体耳。”【31】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现在学者中就有人注意到了它的价值，如有人认为，《閟宫》一诗“为时人所作，虽对僖公功业有夸张谀美之处，但却不能无中生有。也就是说，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并没有跳出当时时事政治的圈子，而是以此作为自己的写作素材。故而诗中所述之内容又可以从有关当时的历史记载中找出根据来”【32】。

从公元前11世纪封国之始到僖公时期，鲁国大致经历了由发展、强盛，春秋前期曾经一度衰落，到僖公时期，其政治、军事力量又有所恢复的过程。僖公即位前，鲁遭庆父之乱，祸难相寻，齐国甚至有人欲乘机取鲁，可谓国势岌岌。僖公即位后一、二十年内，由于结援强齐，内修政治，鲁国遂易乱为治，转危为安。鲁国境内晏然的气象从《鲁颂》诸篇中便可看出来。当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鲁国祭祀之盛见于《閟宫》，戎战之胜则见于《泮水》。在以车战为主的时代，养马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力的反映。卫文公深谋远虑，养了许多好马，卫人便在《鄘风·定之方中》里称赞他“秉心塞渊，騋牝三千”，《鲁颂》中的《駉》篇就是鲁人歌颂僖公养马众多，注意国家长远利益的诗。至于《有駜》篇中写僖公与群臣欢宴，更体现了鲁人对“自今以始，岁其有”的美好祝愿。

有人认为僖公时期是鲁国历史上的小康时期，“若僖公者，洵无愧鲁之中兴之主矣”【33】，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尚书·尧典》称“诗言志”，按照郑玄的理解，即“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诗大序》亦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唐代的孔颖达认为“此又解作诗所由”，他还说：“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志之所适，万物感焉。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鲁僖公时，国家安宁，上下和睦，礼乐中兴。《鲁颂》之作，正应了孔颖达“和乐兴而颂声作”的说法。

 

注释：

【1】《左传纪事本末》卷一《王朝交鲁》高士奇语。

【2】《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文史》第十五辑。

【3】《礼记·王制》。

【4】《史记 ·孔子世家》。

【5】邵懿辰：《礼经通论》。

【6】《礼记·乐记》。

【7】见《观堂集林》二。

【8】见高亨：《诗经今注》。

【9】《诗经中的舞蹈形象》，载《舞蹈论丛》1982年第4期。

【10】《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人民出版社，1992年；《关于周公“制礼作乐”》，

《文史知识》1986年第6期。

【11】《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及杜预注。

【12】《诗·鲁颂·閟宫》。

【13】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第278--279页。

【14】见《古史辨》第三册。

【15】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第278—279页。

【16】《左传》襄公四年。

【17】《左传》昭公十二年。

【18】《论语·季氏》。

【19】【20】《论语·阳货》。

【21】《论语·子路》。

【22】《日知录》卷三《鲁颂商颂》。

【23】见《杨园先生全集》，同治十年江苏书局本。

【24】徐中舒《<豳风>说》载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本第四分， 民国二十五年出版；金景芳《<豳风>说》载于《学术月刊》1983年11月号。

【25】载于《历史教学》1980年第4期。

【26】傅斯年：《<周颂>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 民国十七年 十月刊印。

【27】陈奂：《诗毛氏传疏》卷二十九。

【28】白新良：《〈诗经·閟宫〉的写作年代及其史料价值》， 载《南开史学》1984 年第2期。

【29】皮锡瑞：《经学通论·诗经·论鲁颂为奚斯作商颂为正考父作当从三家不从毛》。

【30】魏源：《诗古微》卷六《鲁颂诗发微》。

【31】方玉润：《诗经原始》。

【32】 白新良：《〈诗经· 閟宫〉的写作年代及其史料价值》，  载《南开史学》 1984年第2期。

【33】《左传分国集注》卷二《僖公中兴》韩席筹语。

 

【原载于《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又见于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1994年第7期、《中国古代史》（一）1994年第7期；摘要刊载于《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