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家语》中有《五仪》篇，其中记述了孔子回答哀公问政的话，可谓令人过目不忘。该篇记曰：

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国家之存亡祸福，信有天命，非唯人也？”孔子对曰：“存亡祸福皆己而已，天灾地妖不能加也。……故天灾地妖，所以儆人主者也；寤梦征怪，所以儆人臣者也。灾妖不胜善政，寤梦不胜善行，能知此者，至治之极也，唯明王达此。”

鲁哀公认为，国家的存亡祸福，可能确实是由天命注定的，并不是只凭人力能左右的。当他向孔子请教时，孔子却认为：“存亡祸福，都源于自身罢了，反时反常的现象并不能改变国家的命运。”在孔子看来，天降灾异、地生妖孽是用来儆戒人主的；各种梦异和怪诞的征兆，是用来警戒人臣的。灾异妖孽不能胜过清明的政治，不好的梦兆不能胜过良好的品行。能明白这个道理，就达到了天下大治，只有贤明的君主才能实现。既然国家的存亡祸福说到底都是源于自身，那些反时反常的现象并不能改变国家的命运，那么，为政治国应当谨慎戒惧。

在我们的认识中，孔子一向重视天命。在孔子的论述中，“天命”的含义比较复杂。孔子说到“天”很多，大要归结，都可理解为具有主宰的意义，对于人的生死寿夭、吉凶祸福、尊卑贵贱、贫富穷通，乃至国家的盛衰存亡，具有某种决定意义。在那时期人们的认识中，“天”似乎很抽象，它无形无影，飘渺虚幻，却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天”似乎又很具体，它仿佛能够主宰世间的万事万物，可以洞悉事理，秋毫必察。 “天”有时又捉摸不定，变幻难测，常常性情乖戾，恣意肆虐；而有时又好象懂得人世间的是非善恶、真假美丑。

孔子对于“天”和“天命”的看法，既与殷周以来的认识一致，也与春秋以来人们对于“天”与“天道”、“天命”认识相应。春秋时期的郑国人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左传》昭公十八年），正是那时期人们对于“天道”认识时代潮流的概括。由对“天”的认识，决定了人们对“天命”的态度。孔子心目中“天”与“天命”不可捉摸的特征，促使他想到应当用心致力于人事，此即所谓“尽人事而知天命”。孔子对于“天命”的态度首先就表现在他认为必须“知天命”。例如他自称“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又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孔子“知天命”，从而敬畏天命，在这样的前提下，孔子才主张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由此，我们才进一步深刻理解了孔子所说的“存亡祸福皆己而已”，“灾妖不胜善政，寤梦不胜善行”。与重视天命相比，孔子更注重人事，更主张尽人事以待天命。

思考至此，我们不难想到孔子的“知天命”与荀子的“制天命”应当是一致的。《荀子·天论》有曰：“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制，裁也。从刀从未。未，物成有滋味可裁断。”因此，后之学者多将“制”、“裁”连用。理解荀子“制天命而用之”一语也是如此，如唐代学者杨倞注解该句话说：“颂者，美盛德也，从天而美其盛德，岂若制裁天之所命而我用之。谓若曲者为轮、直者为桷，任材而用也。”王先谦的《荀子集解》也继承了这一说法。由上述看法得知，传统所谓“制”，有利用、顺应、顺势之意，并没有所谓“与之对抗”、“斗争”、“征服”的意思。与孔子一样，荀子也并非单纯地去适应自然，而是积极、主动地改造自然。这里的“制天命而用之”一语实际反映了他对于天命自然的态度。

事实上，无论对孔子还是对荀子，人们的认识往往出现偏差。如对荀子所说的“制天命而用之”，后人的理解却衍生出了“控制”、“征服”、“制服”、“战而胜之”等意义，进而又出现了“人定胜天”的思想。例如，现代学者杨柳桥先生说：“顺从天，而歌颂它，哪如控制天命而利用它呢？”（杨柳桥着：《荀子解诂》，齐鲁书社，1985年，第462页）将“制”字解为“制裁”、“控制”等就成为今人的主流看法，由此，荀子也成为所谓“人定胜天”的“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其实，人在自然面前往往显得十分渺小，违背自然规律，常常遭致失败乃至灾祸，人何以能够“胜天”呢？

新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有《穷达以时》一篇，给我们以很好的启示，孔子与荀子都是“明于天人之分”的，这也是人类遵循自然规律，从而“制天命而用之”的前提。无论“知天命”还是“制天命”，肯定都不是单纯为谈论“天命”而谈论，他们论述的终点都在于现实社会的种种问题。或者说，无论孔子还是荀子，其思索的根本问题还都是现实社会的政治问题。后世所谓“人定胜天”可能渊源很早。据《逸周书·文传》，殷商末年，周文王就曾经说过：“兵强胜人，人强胜天，能制其有者，则能制人之有。”这里强调的应当同样是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其中未必包含“与天斗”的意义在内。

                                      原载：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中华孔子”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