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宁波打工者群体中，一打工者方先生从2004年起，专挑“问题企业”务工，进行钓鱼式维权，已连续将工作过的12家企业告上法庭，基本上屡告屡胜，被誉为“维权狂人”。5年里，他为自己和工友共提出劳动仲裁36次，诉讼56次。（12月28日浙江在线）

上海某些部门钓鱼执法曝光，钓鱼就成了公众眼中一个极其敏感的词语。因为当钓鱼这种方式和公权力绑定的时候，意味着受伤的将是原本无辜的公众。如今，当宁波身处维权弱势一方的方先生和下套设陷阱的钓鱼联系在一起，二者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合体呢？

维权，本来是正当合法的，本来应该光明正大地说，你侵我权了，应该给我赔偿。法律和执法部门以及劳动仲裁部门也会无条件支持这种做法。如果能依法维权并且顺利维权，我想，每一个合法权益受损害的打工者都会选择这种方式。

现实却是，要让一个打工者用钓鱼的方式抓住证据，告上法庭，企业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这充分反衬出，现实中打工者维权之难难于上青天。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有关部门在保护打工者利益的工作中没有尽到职责。

钓鱼式维权，而且一钓一个准，并且最后还能诉讼成功，一切看上去很美。可是很美的背后有两个并不美的意思：一是这些企业确实存在侵害打工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事实；二是除了方先生之外的大多数打工者并没有站出来维权。

说到底，企业违法在先，授人以把柄，只要是抓住证据，告上法庭就能维权。可是出来维权的只有方先生等为数不多的人，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事情。必然不是只有方先生聪明到保存证据，说到底多数的沉默者也只是在生存的压力下放弃了权利而已。

钓鱼式维权的方先生，在沉默的大多数人中成了刺头，在打工者这里没能成为维权英雄，而相关部门也不赞同他的维权方式，企业老板更认为他是碰瓷。这是他遭遇到的尴尬，只是那些遭到侵害后没有钓鱼式维权甚至不知维权的打工者们，又是谁的尴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