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清华校友，2012年我应邀参加清华大学水电学院成立60周年系庆时，那年，张先生正好100岁，就听说张先生身体已经很不好，到不是说有什么大病，主要是由于年事已高，身体各种机能老化，一直住在医院，近两年甚至连亲人都认不出了，一晃又是一年，2013年，101岁的张先生真的走了，是水利界的巨大损失，回想起来，我与张先生有过几次接触，留下深刻印象，以此纪念张先生。

张先生在水利界资历老，声望极高，是水利泰斗，我算是他的徒孙辈，但由于他老人家高龄时仍然参与我国许多大坝建设的技术咨询活动，几次接触，感受过水电大师的风采。  1991年，我当时正在为清江隔河岩大坝做结构模型试验，张先生到宜昌参加完技术研讨会后来到长江科学院材料结构所地质力学模型试验室参观隔河岩结构模型，当时我真正负责做隔河岩大坝及地基地质力学模式试验，他来到实验室，看到大坝，就对我说，隔河岩大坝是个“坏坝”，是个“爬”在那的一个大坝，他指的是隔河岩大坝采用的是混合式坝体结构型式，大坝上面是重力坝，下面是拱坝，而且拱冠梁（坝中间）附近的重力坝低，两岸重力坝高，在大坝的左岸还有一个重力墩，大坝像爬在那受力，大坝受力及形体很古怪。其实，这种坝型设计是一种创新，专家对此有不同看法而矣，他老人家说隔河岩大坝是个“坏坝”，实际上是说该坝是一个很奇怪的坝，后来该坝设计得到国家设计金奖。当时他已年近80，仍然参加国内许多高坝技术研讨会。在参观过程中，还不停地与我说研讨会中与各位专家辩论的细节，看得出，他对于新型大坝设计及水工结构设计细节十分了解，这是我第一次亲密接触大师。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是在80-90年代，他阅读《长江科学院院报》几乎每一篇的文章，经常对于发表在《院报》论文进行批评和商榷，对于我们科研成果极为关心，不仅反映出他一直关心着三峡等大型水利工程设计问题，而且密切关注着水利水电工程技术的发展动态，也喜欢与年轻一代学者谈论各种问题，体现出大师从来不脱离工程实际的品德。

     1996年我考入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一如既往地在水电系新生入学仪式上给全体新生及老师讲话，这是他几十年来的习惯。他讲话的核心内容是水电站系的同学应该在学习基本理论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联系工程实际，一定要到水利水电工程现场，参与工程设计、科研和施工，才会学到真本事。要知道，张先生在上世纪30-40年代就主持设计了我国早期的几个水电站，1955年就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在50年代末受周总理之托，率领清华大学师生主持设计及施工了北京市最大的水库——密云水库，他是一名水利水电资深教授，更是一名设计工程师，他的理论与工程实际结合的教学方式影响了几代清华学子，我也受益颇深。

     到了晚年，老先生有一个十分特别的爱好，就是在会议休息时或者与他谈话时，他喜欢用一种很特殊的方式与晚辈交流——用拳头“袭击”，不知是喜爱、还是友情，几乎每位与他交往的晚辈都有同样的经历。1997年在北京召开的关于三峡溢流坝深孔结构学术谈论会上，我就有一次这样的愉快的经历，当我在讲台上汇报完试验成果后，下来休息时，他突出用拳头捅我的腰，并说到，小伙子，你说的不错，不仅使我惊讶不矣，而且感受到他对年轻人的关怀，只不过用极特别的方式——拳头。

     老人早年留学美国，在西部加州大学拿了一个硕士后，又跑到东部的哈弗大学拿了第2个硕士，要在今天，我们一定不可理解，读完硕士，应该读博士，为什么读两个学校的硕士呢？张先生那时候的求学，不是为了拿学位，而且要学有用的知识和真本领。2000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大坝子会——高堆石坝国际研讨会上，他向大会致辞，在年近80时的时候，脱稿用纯正的英语文讲了15分钟，听了他讲的英语，我感到羞愧万分，我虽然学习英语近20年，但发音吐词，完全没有章法，与先生比较，相距甚远。

2002年，我代表长江科学院随长江委主任蔡其华一起到北京清华大学主楼参加先生90寿辰庆祝会，宋健副主席、钱正英副主席等大批领导和潘家铮等众多大师到场为先生做寿，我感叹万分。一个学者，为什么受到如此重视，不仅是他为国家做出的贡献，也是他人格魅力的体现，这一晃又过去21年了，留下许多值得我们学习，深刻感受到我们晚辈需要学习和领悟的东西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