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周保中文选》中的一些文章问题很多，比如其中的《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概况》一文，问题就很多，我在我的新浪博客和微信公号都谈到过。尤其是战绩问题尤为突出。如此书第114页说：

“自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起到一九三九年三月，是斗争最残酷最尖锐的四个月，前后对敌作过大小三十七次战斗，破坏敌集团部队（‘队’应为‘落’。史义军注）十一处；共打死日寇军二千余人，伤三百余人，消灭和俘虏伪军近七百人，击落敌机一架，毁汽车十余辆……但我军损折亦在三分之一左右，以八、九军、救世军较为惨重，到三月底统计，总部（包括省委机关）有人员二百五十人，五军二团二百八十人及三团二百人，二师五团二百五十人，四军一百人，此外伤病员一百五十人，合计一千九百三十人。”

前面说1938年12月到1939年3月打死日军2000余人，根本就是没有的事儿。我在我的公号上已经说过了，这里就不赘述了。后面说到到1939年3月底，五军加四军共有人员1930人。这个统计数字不对，我合计了一下，应为1230人。刨去四军100人，五军应为1130人。

可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此书第116页至117页，周保中却说：

1939年4月“柴世荣、王克仁同志率领五军基干部队一千三百人”在4月“二十三日午前十一时，穆棱、下城子敌人凑集了七百余寇军，二百余伪军缓缓追踪而至，我伏兵齐起，集中猛烈火力打击，激战达五小时之久，寇军在地形不利的情形下，就地抵抗。寇军死伤狼藉，击毙寇军官兵三百五十六人，伤四十人。伪军在战斗开始，慑服不敢动动作。敌军得不到后续部队的增援，步步掩护撤退，我军亦不加以追击，随即撤出战场，向东偏脸子前进。此次战役，我五军代理政治部主任王克仁及三团副团长王德山同志以下二十人阵亡，负伤十余人。自此五军部队冲破了敌人自一九三八年十月以来的长期围攻，完成了突围任务，在八达岭林区稍事休息，即与宁安镜泊湖一带的我第一路军和第二路军陈翰章、崔贤等同志取得联系，又一次贯通了对我一路军的直接联络，沟通了四、五两军西征被隔绝在舒兰、蛟河的部队，重新开始了那一地区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二年的偶极活动。”

按照上面的统计数字，1939年3月底五军连伤病员加在一起，也就是1130人，怎么到了4月又出来基干部队1300人。而且消灭了日军356人。这里提到我军参战部队有三团，到3月底，三团一共才200人，其他参战的部队番号没有报。

我查了一下解放军版《周保中东北抗日游击日记》，在第582有关于王克仁牺牲的记述：

“三月八日

国际妇女节。除收听无线电放松之丰富休息外，余与金京石、王一知同志开谈话会，讲述妇女节之历史意义并东北抗日救国运动中的妇女问题。

下午，苏方负责同志海路到余处，述及派遣景乐亭、崔石泉经过。

余催请海路同志速转达上方早日结束与答解余与北满代表共同提纲，并提出余应予准备之装具、弹药、经济、人员等各项之援助办法。海路根据B城电报说，五军军长柴世荣偕宣传科长金得贵现被拘禁于B城，并谓因有叛卖民族革命事，余甚为诧异。若柴军长果有叛卖民族革命事，则在东北径行投降敌人，何以又转往苏边？电报内容如何，究难明白。柴军长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在依兰牡丹江曾因关书范献计“假投降”事，犯纵容叛变通敌嫌疑。当时，经党委会议给余以谴责训诫，关书范处死刑，柴受严重警告处分。柴当时曾表明始终忠实于党，彻底执行民族解放战争任务，绝不再有犯错误，并曾向依方区五军部队全体宣布自己错误经过及对将来之誓约。随即与总部分兵，与当时层层包围我方之敌人作坚强斗争。四月初，派王克仁同志代理第五军政治部主任，并向道南党传达指示。五军军部负有集中中东路南绥芬河、宁安、苇河、五常一带二、五军活动部队之军事指挥，并向南满第一路军恢复联系，及对五常王雅臣部队加以援助和领导之职责。总部于是时向东移转，直接指挥掌握下江各军部队。总部于敌情严重环境中，虽经甚多之艰难困危，卒能完成预期计划。而五军军部南进，虽因敌人严重阻碍，但柴军长不善于在艰苦困难环境中掌握小部队；而王克仁同志又牺牲于乌斯晖河失去助力，遂构成五军军部失败之原因。该部停滞于中东路穆棱地区，局促一隅，使敌益易施逞，我方之困难加多。去年冬，余接得由副官朴英山送到之柴军长报告后，当即派遣季青同志前往担任五军政治委员兼道南党委委员。季青于一月初由B城出发，迄无音信。正悬念莫释，而柴被拘禁之讯传至，南方工作开展困难不问而知。余特请海路同志去电B城方面询问柴军长被拘禁的全部内容。次日另一苏方同志来，余又重复述及。”

这是1940年3月8日的日记，日记中说“而五军军部南进，虽因敌人严重阻碍，但柴军长不善于在艰苦困难环境中掌握小部队；而王克仁同志又牺牲于乌斯晖河失去助力，遂构成五军军部失败之原因。”

周保中在1960年写《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概况（草稿）》时说，1939年4月23日“击毙寇军官兵三百五十六人，伤四十人”。这是很大的一场胜利了，怎么1940年却说 “柴军长不善于在艰苦困难环境中掌握小部队；王克仁同志又牺牲于乌斯晖河失去助力，遂构成五军军部失败之原因”呢。小部队？不是“柴世荣、王克仁同志率领五军基干部队一千三百人”吗？1300人在五军都算小部队吗？

我查了《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0册，第249页至323页的“抗联第二路军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零年战斗统计表”，在1939年中记载了2月17日的依兰县样子沟沟里战斗，此战打死日军三人和3月18日依兰县横道河子沟战斗，此战打死日军1人。1939年4月23日打死日军官兵356人的战斗竟然没有统计。

鉴于此，可以肯定地说，周保中在《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概况（草稿）》中说的1939年4月击毙日军356人的战斗根本就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