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区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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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区散记
史义军
一
在三不管居住时,一到冬天,家家户户都到山上去打柈子。离山近的用爬犁将木材拉回家里,然后是把原木锯成五六十公分长的一截一截的木头轱辘(木头墩),用斧子劈成四瓣,这叫大柈子。劈成很细很细的那叫小柈子。在东北看一家会不会过日子,就看他家有多大的柈子垛,柈子码放的整齐不整齐。
快过年了,家家都要到山上打柈子,为的是年前天气冷,柈子脆生起茬也好劈,也是为了过年能腾出时间玩,有吃有烧稳稳当当的过年。
在我的记忆中,我和施瑞平一家到三不管的西山上打过柈子。
她们姐三个,还有她的二哥施瑞胜,我们五个人。
其实我就是一个配搭,也就是跟着他们到山里去玩儿。
我们拉着爬犁向山上走去。
那时候林区的雪大,走在雪地上很费力气。
我们都有些气喘吁吁。
每向山上走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体力。
我们踩得脚下的积雪咯吱咯吱响。
往坡上走,有时身体几乎都是前倾着地向前爬,爬犁带勒得我的肩好疼,废了好大得劲我们才把爬犁拉到了山上的柈子场,我仰面朝天的躺倒在雪地上,天空是那么的蓝。
施瑞胜的狗皮帽子,眼睫毛都让呵气结成了白霜,看上去就像个老头。
这片山场上的树大都是风倒风折木,还有采伐后遗留下来的树枝桠,我们连锯带劈一会儿就装了一爬犁,捆好爬犁,我们靠着爬犁休息,欣赏着眼前这雪的世界。
我和施瑞胜拉起爬犁,施瑞平和她大姐、二姐在后面推,走出山场,上了正道,我们把爬犁掉了个头,施瑞平逞能非要把着爬犁杆,让爬犁自己向山下滑,我们一溜小跑的跟在后面,她把着方向杆向山下滑去,由于没有控制好,她被爬犁的惯性甩了出去,好像是身子撞到了树干上,昏了过去。可把我们吓坏了,好半天她才喘过气来。多亏冬天穿的多,没有大事。现在想起来还后怕。
自从到鹤立以后,我们再也不用拉爬犁上山了,基本上从鹤立贮木场买原木,然后请油锯手到家里把原木截成段,然后自己把木段劈成烧材垛起来。
我记得我的同学路易平的父亲就经常给各家各户用油锯截木头。
东北林区除了给国家贡献了大量的木材之外,几十年来烧掉了多少木材无法计算。
二
只要我一回到林区,就喜欢到山里去转一转,每年春节期间,特别是大年前我喜欢爬到鹤北的北山上看风景。
放眼向梧桐河方向望去,夜色中的小兴安岭是那么美丽。仿佛可以听到整个冰封雪冻的地壳深处响起的冰裂声。没有月亮。抬头仰望,满天星斗,多得令人难以置信。星辰闪闪竞耀,好像以虚幻的速度慢慢坠落下来似的。繁星移进眼前,把夜空越推越远,夜色也越来越深沉了。小兴安岭的山峦已经层次不清,显得更加黑苍苍的,沉重地垂在星空的边际。近处,厚厚的白雪压在棚户区上,烟筒上青烟袅袅。快过年了,家家门前都用落叶松杆子高高挑起红红的灯笼。
家家的屋檐下都挂着长长的冰溜子,在灯光的映照下闪射着蓝幽幽的光芒,就像童话里的世界。
三
我离开鹤北是1990年代初,那时正是林区资源危机,经济危困的时候,回到鹤北我很少找同学聚会,因为那时他们都过得很累。
一次我到林场去转了转,林场工人和我说“现在林场采伐量下来了,林场头头把自己的亲信都安排好了,那些不会来事的,就都让下岗了,有的年轻人都跑到外面打工去了,有些女孩子说是到南方打工,其实是当小姐。”
那时有一个顺口溜:
小姐下岗不流泪,
抬脚进了夜总会。
陪吃陪喝又陪睡,
大把大把挣小费。
大哥下岗不用愁,
拿起镰刀和斧头。
银行门前走一走,
该出手时就出手。
这种顺口溜那时太多了,像那些开发北大荒的林业工人,农垦农工,他们中就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
青春献给党,
老了没人养。
要靠儿女管,
儿女全下岗。
这些都是那时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
那时东北大量的企业职工都下岗了,一些待业的年轻人,无事可作就到处乱串,喝酒打架,没钱花就想邪的、歪的。那时东北的犯罪率相当的高,在北京发生的抢劫银行案十有八九都有东北人参与,那年在燕山大酒店门口杀了一个部长级干部,就是东北人干的。晚上打车,出租车司机一听是东北口音,都不敢拉,怕把他的车抢了。
那时北京人都给中国人分了类,防抢要防东北人,防骗要防广东人,防假要防河南人等等。
回想过去,再看现在,我们的心里依然是空空落落的,看不到理想所在,更不知道未来如何。
我们小的时候,对生活的渴望,仅仅是能吃上一顿饱饭,过年能吃上一顿饺子。
我们小的时候,大人们的心是苦的,但是苦的生活没有把他们对生活的希望泯灭,他们苦苦的支撑着每一个家庭,把我们一天一天拉扯大。
随着我们的长大,而他们却一天又一天的苍老,希望也一天又一天的变小,泯灭了。
最后,他们回到了那片黑土地,回到了大地母亲的怀抱。
人啊,一代又一代重复着先辈们的生活,重复着先辈们走过的路,尽管生活不完全相同,道路也不尽相同,但都是生生死死无奈的轮回。
今年春节我就没有回到林区。虽然我的父母不在了,但和林区的情感永远难以割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