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季移民昌平考实

史义军

   笔者因家住昌平，常走山区老村，听老者讲野史掌故，寻历史文化遗迹。近年来，在走街串巷的过程中，询问住户祖籍何在？听到的回答多是：“我家老祖宗是从山西来的”。说自己是山西人后裔的在昌平各村均有,北部和西北部山区居民中尤多。这使我关注起了明朝初年的大移民来了。在《昌平县志》 “大事记”部分除了有一条：“洪武四年（1371年）徐达遣沙漠移民在北平府管地屯田，在昌平县设二十六屯”外，就没有其它关于移民的记载了。《明太祖实录》卷五五记载比《昌平县志》更为详细：

   “洪武四年（1371）三月，移山后之民一万七千户到北平耕种。六月，复徙山后民三万五千八百户、十九万七千二百人入籍北平各处卫所和州县。不久，移徙沙漠故元遗民三万二千八百六十户到北平开荒种田，分别落户于大兴、宛平、良乡、固安、通州、三河、武清、蓟州、昌平、顺义等地。”

    笔者在《明史食货志》，“户口田制”部分找到了一些移民落户昌平的史料，在第10页有这样的一些记载，文中括号内的文字为笔者根据《明史食货志》作的夹注：

   “徐达平沙漠（沙漠，明初人在习惯上称蒙古为“沙漠”），徙北平（北平，洪武元年（1368）改元大都路为北平府。永乐元年（1403）升为北京，改府为顺天府）山后（山后，指今河北省太行山北端，军都山以西地区）三万五千八百余户，散处诸府卫，籍为军者给衣粮，民给田。又以沙漠移民（沙漠移民，指为明军收降的元朝势力北走后遗留下的军民。）三万二千八百余户屯田北平，······户部郎中刘九皋言：‘古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太祖采其议，迁山西泽、潞民于河北。后屡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太祖时徙民最多，其间有以罪徙者。······成祖核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丁多田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根据《明史食货志》记载：《明太宗实录》永乐二年九月丁卯条：“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民一万户实北京”。又永乐三年九月丁巳条又载徙上述诸地民万户实北京事，如非重复记载，当为另一次移民活动）。自是以后，移徙者鲜矣。”

    类似的史料，笔者在顾炎武《日知录集释》中之《日知录之余》卷四“徙民”条中也看到了一些比较详细的记载，《日知录集释》中的记载，除个别字句、地名、数字与《明史食货志校注》略有不同外，其移民时间、地点和原因完全相同。现全文抄录如下：

   “洪武二十一年八月,户部郎中中刘九皋言：‘古者狭乡之民，迁于宽乡，盖欲地不失利，民有恒业。今河北诸处自兵后天多荒芜,居民鲜少,山东、山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如此国赋增而民生遂矣’上谕户部侍郎杨靖曰‘山东地广，民不必迁；山西民众宜如其言。’于是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令自便置屯耕种，免其赋役三年，仍户给钞二十锭，以备农具 ”

    “三十五年九月乙未，命户部遣官核实山西太原、平阳二府，泽、潞、辽、沁、汾五州，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各府州县，仍给钞使置牛具种子，五年后征其税。”

    “永乐元年八月甲戌，简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布政司富民实北京。二年九月丁卯，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一万户实北京”

    通过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明朝初年从各地移民到北京附近有很多次，尤以山西为多，每次移民总户数均为万户以上，涉及山西的太原、榆次、临汾、洪洞、沁源、武乡、平遥、汾阳、介休等县。

为什么要大量自山西移民到北京周边呢？其原因主要是元末明初兵乱频仍，水、旱、蝗、疫接连不断，人口大量锐减。当元末中原地区荒疫兵乱之时，山西却是另外一番景象，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区也没有发生大的水旱虫灾，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再加上邻省难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极为稠密。

    明朝洪武初年攻下大都后，大都至漠北地区，东起辽东，西至陕甘，仍为元朝王室控制，明政府与其连年作战，为了巩固边防，充实粮饷，恢复社会生产，调整人口布局成了当时朝廷一项重大的举措。

    明初朝廷实行移民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是：从“狭乡”移居“宽乡”，以均衡人口、调节地力，使“地无遗利”，“人无失业，而有恒产”。当时的历史记载和移民的区域及路线，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王彬、徐秀珊主编的《北京地名典》记载，昌平县老峪沟《何氏家谱》、高崖口《薛氏家谱》等都有其先祖为山西移民的文字。

    其实，在明朝之前，自山西等地移民于昌平也是有历史记载的，《日知录集释》中之《日知录之余》卷四“徙民”条中还有一条：

   “后汉光武建武十五年，徙雁门、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关、居庸关以东。”

   难怪昌平老村中的人大都说 “我家老祖宗是从山西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