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5/middle/6164cc2ft8a8770a231b4&690
属于故乡独有的节日
文/陈慧岩
走进农历五月,随我一道住在城里的父母又在念叨着回故乡去赶庙会、看大戏。想来位于故乡中央的那条大马路上,一定又用白灰粉画满了长的方的格子,格子里歪歪扭扭的写着“有人占下”四个大字。这令放学路上的孩子们再次弯起手指头盘算着离那个激动人心的日子尚有几多时日。
关于故乡庙会的来历,在村中耆老的口中我听到了两个残缺不全的故事:
传说在位于故乡西边的那一座土岭上原有一座寺庙,寺里有位道行高深的老和尚。有一次,庙里要盖一座佛堂,几十名匠人的吃食全由他一人打理,到点开饭绝不迟误,这令所有的匠人都佩服不已。佩服之余不免好奇心徒起,问他,他讳莫如深,并谆谆告诫众人在他做饭之时绝对不可偷看。众人虽然觉得他有些故弄玄虚小题大做,但其说话时庄重肃穆的神色,又令众人无人敢拂其意。在佛堂完工之日,老和尚说大家好好干,中午为大家包饺子吃,众人觉得非常好笑,以一人之力怎么可能捏出几十人吃的饺子?老和尚说中午开饭时即见分晓。渐渐日近正午,一名匠人实在难以抑制心中的好奇,便借故偷偷跑到厨房外捅破窗户纸往里看。只见老和尚正骑在一口大锅上,一手抓面,一手抓馅,吃一口面吃一口馅,正在屙饺子。那人不觉“啊”的叫一声。他这一叫不要紧,而老和尚却被看破真身法相立马坐化在了灶台上。此故事年代不可考,人物不可考,只是口口相传为故乡平添了一段历史,为故乡的庙会涂抹了一丝传奇色彩。
第二个故事,在年代上要近许多。说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岭上的庙还在,庙中有一口鎏金雕花的大铜钟,为避免让日本人运出国外,几个村中耆老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将铜钟埋进了土岭。后来,果然鬼子进村后见找不到铜钟,一把火将便将庙宇烧成了平地。岭上的寺庙没了,可庙会却奇迹般的传承了下来。我曾在一本名为《庙会》的书中看到了详细记录故乡庙会举办时间、地点等信息的词条。由此可见故乡庙会的影响还颇大。不过,现在与以往不同的是庙会的地点由村外转移到了村内。
上世纪70年代,为方便举办庙会时唱大戏,故乡修建了一座戏台,有四层楼房那么高,钢筋混凝土结构,迄今为止仍然是故乡最高的建筑物。戏台坐南朝北,正对一条通道,道旁一溜平房,那是我们小学校的校舍。戏台举行庙会时唱大戏,平时就成了我们的乐园,或捉迷藏或学着武旦来一场比武大赛。我和小伙伴也曾沿着贯在墙壁上的铁条攀上戏台的顶部,但我只成功攀过一次,因为在第二次攀爬时,或许是攀的次数多了的缘故,铁条松动,我用力一抓,不妨那铁条刷的往外冒出一截,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从那以后我落下了一个站在高处就感到头晕目眩胆颤心惊的毛病。
因为故乡没有专门为演员们盖宿舍,因此每逢庙会要唱戏时,我们的教舍便会被当成戏曲演员的临时宿舍。一间教室里往往要住十几个人,常常是一把稻草上面铺一个铺盖卷。记得台湾作家席慕容在一首题为《戏子》的诗中这样写道:我只是个戏子,永远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泪。初次读到这首诗时带给了我强烈的震撼,因为童年的记忆让我深知戏子的痛苦并非只是“流泪”这样简单。
故乡举行庙会的日子里,是我们的狂欢节。因为这几天里不仅好吃好喝不用上学做作业,而且因为亲朋好友来访来赶会,父母也就放松了对我们的管教,可以不限时的尽情玩耍。我当然是无心看戏的,即使看戏不会老老实实的坐在戏台下,而是挤在台角——台左边的那一角。一般情况下,戏台的正中用于表演,右侧坐着乐队,左侧是拉大幕和演员们候台的地方。但这个地方要想上去却实属不易,一是人多难挤,二是即使使尽全力挤上去了也常常面临被遭逐下台的危险。蹲在台角看戏因为离演员近,又能同时兼顾台前幕后,故而使不愿看戏的我也能待上一阵子。记忆最深的是武旦翻筋斗,从戏台的右后角一直能边续翻到左前角,翻到你眼前,实际上也正是因为这一潜在的危险隐患,故而每隔一段时间便会有人将挤在台角的看客驱走。
被赶下台后,我通常会去集会上走走。平时里冷冷清清的街道,此刻却被十里八乡做小买卖、买吃食、玩杂耍的挤了个满满当当。那时,我的一个伙伴从城里的亲戚家弄来一些色素,放一些糖精,用凉水可以勾兑出红的黄的绿的等各种颜色的“饮料”。在集会上我们两分钱一杯进行叫卖,一天下来他发给我一角钱的“工资”。现在我虽然每日舞文弄墨,但心中却一直装着一个下海经商的梦,想来应是在故乡的集会上受的启蒙。
升入初中后,我离开故乡在十里外的镇中学读书,离故乡的庙会便渐行渐远。及至参加工作在城里安家之后,故乡的庙会在我便变成了一声向故乡的问候、一个久远的念想、一种对童年往事的回忆……虽然现在我依旧不愿看戏,也不再觊觎集会上的吃食和小玩意,但我真诚的希望故乡的庙会能够长久的传承下去,因为那是属于故乡所独有的节日,是一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人共同的精神符号。
(图文无关,图片来自网络,向图片作者致谢)
加载中,请稍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