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实验哲学以其在方法论领域的新举措掀起了一场势头强劲的变革运动。但笔者以为，实验哲学的发展虽然看似如火如荼，其自身依然存在着难以破解的方法论困境。

　　目前，实验哲学主要有两种实验路径：行为调查实验和真实脑电实验。前者更为常用更为经济方便，它借鉴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方法（问卷调查、量表使用与数据统计等）探讨哲学话题。实验哲学家将分析哲学中诸多领域的思想实验具化为实际的经验性情境，将哲学话题内化于具体的故事情境之中，然后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大众对该情境中所涉及哲学话题的直觉判断，再利用较为成熟的量表系统和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最后根据实验数据结果或支持或反驳某种哲学论断。

　　在实验哲学家看来，传统分析哲学通常运用逻辑语言进行概念分析，提出相应的哲学理论。为论证或反驳既有理论，他们往往构造出经验性的思想实验（多为反事实经验假设），推进问题的深入探讨。实验哲学家认为，这种分析进路所依据的是哲学家的个人直觉。而分析哲学家常将专属个人的“专家直觉”冠以大众之名，上升为具有普遍效力的大众直觉。譬如，他们经常说，“直觉上，我们认为……”，“众所周知，人们以为……”等等，以为自己受过训练的“专家直觉”应为普通大众所共享，且是稳定、可靠的；再以此为基础，提出自己的哲学主张，并认为该主张具有普遍共享性。而实验哲学的结果却证明，专家的直觉不具普遍性，难以作为哲学论证的基础，哲学分析的逻辑基础不可靠。在实验哲学家眼中，行为调查实验才是方便有效的直觉探测器；他们通过行为调查实验，获得人们的经验性直觉证据。

　　随着认知科学、脑科学等学科技术手段的进步更新，实验哲学家也借鉴该领域的研究方法，通过记录被试者大脑的电、磁和血氧含量变化等数据，来探究他们的认知机制和神经基础；目前经常使用的真实实验手段亦趋向多元化，如脑电图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事件电位、脑磁图、正电子断层扫描、功能核磁共振成像等。譬如，实验哲学家利用功能核磁共振成像等技术和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证据对人类的道德认知提出了新的解释，开拓了神经伦理学的新视域。比如，一些学者提出道德认知的“双进程”理论，试图解决康德伦理学的道义论难题；或试图揭示人们道德认知、道德判断的神经基础，寻求人类道德判断的功能脑区。

　　诚如实验哲学家所愿，他们所实施的众多实验大都证明：人们的哲学直觉具有易变性、多样性，不足以作为可靠的哲学基础；分析哲学的论证前提不牢靠，其建构起来的理论大厦亦难以稳固。实验哲学试图以此质疑消解哲学分析的合理性。但是，以此思路推进，实验哲学在批判传统的同时，又陷入了自己挖下的逻辑陷阱：实验哲学家操作实验，调查人们的哲学直觉，证明人们的哲学直觉不可靠，然而，他们恰恰又以这些不可靠的直觉作为证据来质疑哲学分析的论证基础不可靠。既然人们的哲学直觉不具普遍性，又如何以此为普遍性的证据去攻讦他人。同时，行为调查实验的潜在逻辑前提是：人们直觉上的行为判断是内心状态的真实反映，以此可推断人们的心理状态。该前提意味着将人们的外在行为与其内在心理状态等同，存在着一种“行为—心理”的“同一论”嫌疑。

　　虽然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实验哲学进路越来越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但它依然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方法论进路。如同其他自然主义一样，实验哲学家深信，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能够打开人类大脑、心灵的神秘黑箱，且唯有此方法才有希望通达真理。然而，这种自然化的研究方法仍然是将人类的思维、心智状态还原为物理状态的大脑神经元激活程度，以大脑的电、磁、血液活动等数据为标识来检测人们的心理状态。而这种方法论上的还原不得不面对心灵哲学中的“难问题”：物理状态和心理状态、身体和心灵孰为第一性？两者的关系如何？如果物质身体、物理状态的大脑是第一性或为基础，它又是通过何种机制对后者起作用？抑或是两者如何相互作用？真实脑电实验同样必须面临笛卡尔式的“解释鸿沟”困境。

　　哲学实验因其研究对象——人们的哲学直觉和认知机制等的复杂性，对实验者自身素养、实验设计、实验程序，以及实验结果的分析和解读都要求甚高。一旦某一环节出现些许差池，很可能导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局面。

　　综上，笔者以为，实验哲学的兴起大致因为学科内部自然化路径的凸显，以及人类迈入大科学时代，学科之间交叉融合、协同攻关的趋势要求。前者由科学主义、实证主义、自然主义倾向在这些学科内部助力推动；后者是科学面向复杂性、系统性的世界本身时，需要突破传统学科专业的藩篱，多视角地探讨、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在这种大背景下，哲学与科学在方法论、问题域等方面出现趋同现象。

　　概言之，实验哲学本质上依然是自然主义，尤其是方法论自然主义的研究进路在哲学领域的强化和深化。研究者应以开放的心态乐见其在可适用的领域有所斩获，同时亦需要以审慎的眼光洞见其内在蕴含的逻辑困境。

　　（作者单位：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