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怀是一个美丽而充满情感的字眼，含有帮助、爱护、照顾的意思。所谓关怀性乃是指一种“投注或全身心投入”的状态，即在精神上有某种责任感，对某事或某人抱有担心和牵挂感。[①]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批判性研究十分重视，而对关怀性的探讨则比较少。很多学者将批判性视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主要动力和发展机制，认为批判性是发现、评价真理以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条件和必要程序。然而，人类社会的进步仅有批判性思维元素是远远不够的。在某种意义上讲，批判容易建设难。缺乏建设性和关怀性的批判、抑或是破坏性的批判，不仅对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已经带来了极大的危害，而且对年轻一代特别是后世子孙产生了极大的误导与毒害。随着当代社会现实危机的日益加剧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不少有远见卓识的思想者已经日益认识到了关怀性立场和思维方式的内在独特价值。特别是近20年来对于关怀性问题的研究异常重视，形成了不少有意义的理论范式立场与实践探索途径，涌现出了基于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等突出代表的学科及流派。从一种观念、一种思维、一个过程发展到一种思潮和一种伦理，从本体论到方法论，从理论立场到实践探索，关怀性成为贯穿其中的一条或明或暗的主线，成为当今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主题。

一、心理学视角下的关怀性元素

心理学作为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对研究诸如关怀性之类的高级心理学问题一直缺乏比较有效的手段和实施方法。尽管科学心理学的诞生曾经被人誉为西方19世纪“新科学运动”的代表性成就之一，心理学的创始人和先驱者如冯特、布伦塔诺、狄尔泰等伟人甚至雄心勃勃地宣布：心理学是一门经验的科学，“这种经验观点的心理学十分重要因为这种心理学为所有的哲学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或者说心理学是基本的哲学科学，能够提供一种如莱布尼茨所认为的本质的普遍性。”（Brentano,1995）。甚至提出需要将心理学作为建立真正严格科学的哲学起点，心理学在所有理论科学中占有最高的地位，是一种能够驾驭其他科学并使之从属于自己的科学。但是，很快就受到了以大胡塞尔为代表的反心理主义运动的批判和否定。因为当时的科学心理学无法承担起科学基础的发展重任。更由于科学实证主义立场的心理学研究偏离了重要高级问题，仅局限限于低级心理现象的实证重复性探讨。于是科学心理学的代表性学派行为主义干脆走向了否定人的心理，用行为取代心理，使得心理学沦为一门没有“心理”的心理科学。以后发展起来的主流思潮认知心理学以计算代替人的心理。精神分析流派则研究人的病态、无意识和本能之类的心理问题。这给心理学的发展既有促进作用，也造成了很多恶果。狄尔泰曾经分析过这个时代的心理学的两个基本的缺陷：一是心理学没有能力适当地处理人类思维及行动的较高级功能；二是其结果的不可靠性。按照狄尔泰的观点，心理学应该采取诗人的那种智慧和洞见，并赋予它们一种精确的表达和逻辑的根基，但当时的心理学对此却无能为力。当时以自然科学的理性精神和方法为模板的实验心理学的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是使得心理学这门学科的初衷及其应达到的终极目标必然相背离。

现代心理学真正给关怀性问题加以重视的第一波思潮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科学心理学基于实证的立场并不重视性关怀性问题的探讨，真正涉及关怀性元素的是人本主义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是在矫正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功能主义等过分追求科学主义的背景下产生的。心理学自独立以来产生了众多的学派，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只有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被认为是具有影响力的、完整的思想派别”。（赫根汉，2003,P.851）而这两大主流思潮所提供的关于人类的心理知识，却大多是不完整的、扭曲的，因此难以在新的时代里承担起社会所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人本主义心理学认为，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这两大心理学势力忽视了人的心理的许多重要特性。只看到人的无意识和潜意识中的黑暗方面，而没有看到在人性之中尚有积极、美好的东西，过于悲观和宿命论。需要把以人为本、即把人当作人来看待。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教育观来源于他们长期的心理治疗实践和临床经验，并将这一理论应用扩展于学习领域。由于具有这种观点的人越来越多，因而在20世纪60年代时代背景的推动下，这些具有共同思想的心理学家逐渐汇聚在一起，共同努力，逐渐发起并形成了一场规模较大的人本主义心理学运动。

基于实证的立场的科学心理学并不重视关怀性问题的探讨，真正涉及关怀性元素的是人本主义心理学。人本主义心理学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是在矫正实证主义、实用主义、功能主义等过分追求科学主义的背景下产生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认为人性的显著特征是“持续不断的成长”，而成长是自我选择、主动建构的结果。同时建构又是由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意识、经验所决定的。在意识经验中包含着完整人格的全部感情、态度和愿望，于是人必然有一种能够为其生活提供意义和目的的价值系统，并且逐步形成体现自由、自主、自我选择和自我决定的积极主动的价值观。人本主义心理学的领袖人物马斯洛提出人的成长需要的最高境界是“自我实现”。所谓“自我实现”就是完满人性和个人创造潜能的充分发挥。作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手段之一的教育活动之的即为追求自我实现，通过学习使自己的价值、潜能、个性得到充分、完备的发挥、发展和实现。^②③[②]人本主义心理学所建立的“以人为中心理论”、“需要层次学说”以及“受访者中心疗法”为代表的中观性理论范式，将科学主义心理学所遗落的人之所以为人的特点，诸如人的个体性、目的性、价值性、社会历史性、整体性等纳入到心理学的研究范畴，不仅弥补了科学主义心理学在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上对人的关怀性的疏离，而且在追求人类生活的真、善和美，鼓励人们对正在发生的过程与行动策略方面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因此，可以说人本主义心理学关注个人的潜能、生命尊严，强调对人的自我实现的关怀，显示出关怀的独特性、个体性。诚如我国著名教育学家鲁洁所说，人本主义核心“唯有人的自主、自尊、自强，使人成为主体，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新一代的人本主义心理学者进一步发展了“以人为本”的关怀性方法论基础，提出体验的、解释学的、启发式的以及现象学的研究及行动实施方案。

积极心理学也十分重视对关怀问题的探讨。积极心理学产生于20世纪末期，是当代心理学的一股重要力量。积极心理学是研究人类的力量和美德等积极方面的一个心理学思潮，它要求用一种更加开放性的、欣赏性的眼光去看待人类的潜能、动机和能力。创始人塞利格曼（Seligman）强调对心理生活中积极因素的挖掘，如希望、乐观、主观幸福感、美德、力量等，而不是把注意的重心放在消极、障碍、病态心理的矫治。认为二战以后的西方心理学把研究重心放在了问题和障碍上，心理学正在成为一门类似于病理学性质的学科——消极心理学。“心理学家们已经能对14种50年前我们还无能为力的心理疾病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同时对精神患者的了解进一步深入。但患心理疾病的人还是成倍地增长。因此，不能依靠对问题的修补来为人类谋取幸福。心理学必须转向研究人类的积极品质，通过大力倡导积极心理学来实现这一目的。”

积极心理学研究关注三个内容：积极的情感体验，提倡对幸福感、愉快、好奇心、幽默之类正性情绪的研究，并利用各种现有的方法探讨这些积极情感体验的机制和影响。‚积极的人格品质和特征，像他们对自尊、创造、勇敢、努力、坚持、热情、领导能力、合作能力、正直、善良、虔诚等特征和品质过程的探讨，便属于这一类研究的典型范例。ƒ积极的社会制度系统，他们特别重视对积极的工作制度、和谐的工作环境、积极的家庭环境的案例研究。

以对待心理疾病的态度和实施方案为例可以十分明显地反映出积极心理学与以往学说流派的不同。传统心理学认为，心理健康就是没有心理疾病或心理问题，或是单纯地归结到生物医学的病理模式当中，对心理健康教育内容的理解过于狭隘化，强调将那些具有情绪困扰、行为失调以及适应困难的个体作为主要服务对象，忽视了对广大普通患者群体的教育。而站在积极心理学的立场上，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就更应该关注学生的发展性目标，用积极的理念和思想优化心理素质，培养健全人格，使学生能积极适应社会，积极应对问题，具有积极的生活态度。在传统心理学背景下，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途径与方法过于单一，常常把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区别于学校教育的其他工作，采取的途径与方法也不外乎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程、进行各种咨询、开设讲座等。而积极心理学则认为，每个人均存在巨大的潜能，都具有多种基本需要，需要重视自我发展，这种人性观决定了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与方法必将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这无疑为心理健康教育、开展预防和干预促进带来了新的思路。

当然，积极心理学也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一方面是缺乏实证基础，另一方面是消极的心理因素的干扰太大。人的情绪50%是遗传的，消极的情绪也是更容易的。积极、乐观起来是不容易的，同时积极也不一定能够成功。在近几年西方金融危机这样的强硬现实现面前，积极心理学也显得相当软弱无力。

当前西方日益勃兴的建构主义心理学从新的视角探讨了关怀性的本质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建构主义作为一种巨大的社会思潮，迅速冲击和影响到各个学科领域，很多学者将其视作新的研究范式运用于本学科的研究，一时间“言必称建构主义”，蔚成了当今不同的科学学科都在谈论“建构主义”的景观。虽然建构主义具有来源的多学科性，研究者学科背景的多重性，研究问题的多层次性，研究方法的交叉性等特点，反映出了“建构主义风景丛林”的多样化与异质性局限。在建构主义心理学者看来，规律和真理是发明的，而不是发现的。人作为生命系统是一个自我生成、自我组织、自我反馈、自我更新、自我保持的自生产系统。心理的产生是处于特定文化背景下，在一定心理“前结构”中通过“话语的构建”完成的。所谓“话语”是指建构某一客体的一组陈述，它以语言或符号的形式提供对某一特定对象的一种描述。^②“话语”解构着人的思想和行为，人格、态度、情绪等，心理现象并非存在于人的内部，而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是社会文化的产物，是社会建构的结果。知识不是由认知主体被动获得，而是积极建构的。

重视社会的关系性建构是建构主义心理学的一大核心主张。西方建构主义心理学研究者将抽象的理论还原为现实的“社会建构”或“话语建构”，主张需要将人的心理置于社会文化环境之中。认为人是“关系”的构成物，人格或自我是“关系”的反映。“我”与外界的每一次联系和互动都是一次彼此建构与被建构的过程。关系因而成为对“我”与“自我”而言具有构成型的东西。这种“关系意识”，是建立人与人、人与物的协调、共生与共赢的关系，有利于生态主义和“有机论”的处事原则的形成。因此，建构主义心理学视域下的关怀性活动当然产生于“人”与“世界”的联系、互动的建构与被建构中。在这个意义上，建构主义心理学特别强调个体需要从消极被动中解放出来，改变及调整消极、悲观性的被动心态，在积极行动中建构人与世界、人与自然、人与人与人之间的内在相互依赖关系。这与当今积极心理学思潮的兴盛具有一致性和相似性，积极关怀也将会成为心理学的主流观点，进而有可能为促进人们提高对幸福生活质量的正确认识，积极主动调整或改变不良心态、提供科学理性的依据和支持。

二、伦理学视野下的关怀性本质[③]

伦理学是提升人性、净化心灵的一门重要科学。许多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无不重视伦理学在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作用。像康德的杰出弟子赫尔巴便将教师这一扮演人类灵魂工程师职业的角色提出必须具备“两门学科的知识：一是伦理学，另一是心理学”。关怀性问题自古以来便是伦理学的探讨主题。当今西方伦理学中对于关怀性问题的研究有着深远的哲学思想渊源和基础，其一方面继承了西方传统的人道主义和人性论精神遗产，另一方面又与西方现代哲学中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方传统哲学和伦理学在人性问题的看法上，长期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性恶论；另一种是性善论。以亚里士多德、霍布斯、弗洛伊德等人为代表的性恶论，认为人性是由人的动物本能所决定了的；人是追求经济利益的动物；只有通过法律才能制约人的行为，维护社会的正常运作秩序。而以柏拉图、康德、卢梭为代表的性善论观点，提出人具有潜在的善性和美德，通过教育和理想的社会，完全可以发掘人的这种美好天性。

现代西方伦理学中对于关怀性研究最系统、最有影响的理论当属以诺丁斯为代表的西方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关怀伦理是在批判以正义伦理为主要伦理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女性主义伦理，现已逐步发展为普适的伦理理论。正义伦理的出发点是单独的个体和人类的理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分离的、竞争的，每个人都以获得优势和胜利为目的。而关怀伦理的出发点则是处于具体关系和联系中的人以及人类的情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联系，彼此依赖，每个人都需要与人合作，也需要适当妥协。“关怀”乃是关系伦理学的核心概念，关怀伦理所揭示的关怀性具有以下本质特征：

1.多样性。关怀伦理提出人们不仅要学会竞争，更需要学会关心。在诺丁斯看来，关心我们自己和身边的人，包括至爱亲朋、熟悉的人、陌生的人、没有关系的人等。关心我们生活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中的花草树木、星空大地、山川河流、飞鸟走兽，也包括社会环境中的历史与文化，知识与文明。关怀伦理提出的“关怀”是多样性的，丰富而博大的。

2.关系性。关怀理论是以关系为中心。关怀与被关怀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是关系双方相互作用和影响。关怀伦理学的代表人物诺丁斯指出，“关怀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的关系性，关怀是出于关系之中的一种生命状态，它最基本的表现形式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连接和接触，一方付出关怀，另一方接受关怀”。^①关怀关系的建立始于被关怀方的需要，维系于被关怀方的回应，强化于被关怀方的肯定，而不仅仅是关怀方单方面的修养、付出和努力。正如美国作家密尔顿·梅尔奥夫所说：“最严肃意义上的关怀就是帮助他人成长，帮助他人实现自我”。②因此，关怀关系是第一位的，关怀关系是一种相遇关系。关怀美德之花必需有关怀关系的土壤才能生长出来。关怀伦理则认为个体的发展源于对关怀的渴望和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怀，体现出一定程度的社会决定论的倾向，这种发展观不仅注重个人的发展，而且需要帮助他人的成长和发展，是一种强调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发展观，体现出的是一种“相互关怀”，是以“共同发展”为目标的双向度关怀，显示出鲜明的关系性、利他性。海德格尔说过：“我们都沉浸在关怀中，关怀体现了生活的终极本质”。^③

   3.情境性。关系伦理学强调，关怀不是抽象的道德原则，而是具体化、情境化的过程。关怀伦理反对康德将道德视为一种抽象的原则，提出关怀是实现于各种不同的、具体的、动态的、复杂的情境之中。实施关怀需要一种情境，关怀产生于相关人与情境的关系中，这种情境不是一般的情境，而是特殊的“困境”。关怀行动的发生是一个人“进入”另一个人的道德困境，并力图带领其走出困境的过程。一个积极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往往能够陶冶人的情操，促使关怀品德的养成。

4、行动性。诺丁斯提出，关怀是一种品质，一种关系，更是一种实践。行动是关怀需要的目标，也是关怀的核心表达。“关怀是一种特殊行为，其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关心、照顾、给予关怀和接受关怀。” ③关心是对关怀必要性的认识，它包括认识到需要的存在以及做出这种需要应当得到满足的评价。照顾就是对所察觉的关怀需要具有责任感，并力图去满足需要。给予关怀指满足关怀需要的行动和投入。接受关怀是关怀对象能够对所接受的关怀给予相应反应和回馈。

关怀伦理学视域中的关怀是对世界和现实多方面的关注和关怀，是对关怀的关系性存在的认同，是以情感化模式对关系发展的引导，是在生活情境中的生发和实践表达。

三、教育学视域下的关怀性实践探索

在人类永无休止地追求完美的历史进程中，教育学担负着神圣的崇高使命。当代教育学特别重视对关怀性问题的理论和实践研究，特别是以关怀性思维为代表的“3C”学说更是开创了教育学关怀性实践探索的新视域。

马修·李普曼在1994年波士顿第六届国际思维会议上首次提出了“关怀性思维教育”。他在《儿童教学原理》一书中将关怀性思维视为涵盖天赋智能本质的“3C” 的第三个“C”，其中“3C”是批判方面(Critical aspect)、创造方面(Creative aspect)、关怀方面(Caring aspect)。美国心理学家布鲁姆早在认知过程分类学中已将批判性思维（评价）和创造性思维（综合）确认为高级组成部分，而对于情感思维直至1964年，布鲁姆在对情感领域分类学的阶段归因中才予以承认，并将关怀性思维也视为一个独立的实体，提出人类的复合性思维由三方面组成：创造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关怀性思维。

创造性思维是大脑皮层区域不断地恢复联系和形成联系的过程。它是以感知、记忆、思考、联想、理解等能力为基础，以综合性、探索性和求新性为特点的心智活动。①批判性思维的概念并不统一，美国著名的思维研究专家恩尼斯提出，批判性思维是指在确定相信什么或者做什么时所进行的合理而成熟的思考。②包括情感倾向（批判精神）与认知技能（批判技能）两个部分。批判性思维的核心是解释、分析、评价、推论、说明和自我调节。关怀性思维是存在于评价与综合之中的情感高级思维，它是伴随着批判性思维与创造性思维进程的欣赏、关注、照顾等的情感智慧。将关怀性思维归为高级思维，不仅因为关怀性思维由诸如描绘、过滤、区分和权衡等不明显的心理行为组成，而且关怀性是高级思维的价值所在。关怀性思维研究是人类从理智、智慧领域对于关怀性情感的探索，它所蕴涵的关怀性特征体现在以下四种类型之中：

1.欣赏思维。欣赏就是注意重要的东西，我们在认为某一事物重要时，是因为我们将视线转向对它的关注，是进行比较和分析、评价并赋予其价值。当欣赏、重视、珍惜某一对象时，实际是在珍视它所维系的某些关系。因此，医生关怀身体健康，教师关怀学生成长，不同职业的人通过情感的关怀，体现出其推理和判断的认知价值。

2.情感思维。是一种思维形式或判断形式，它突破理智与情感截然分开的二分法。没有情感，就不会有完全正确的判断，揭示事实真相伴随着情感，情感具有认知性质。前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薄情就会产生冷漠，冷漠会产生自私自利，而自私自利则是残酷无情之源。”当我们对地震中置学生于不顾的范某某感到愤慨时，包含着我们对“教师要关爱学生、对学生安全负责”的教师职业道德的认识，包含着“教师临危脱逃是缺乏正当性和有理性”的理性判断，这个愤慨情感过程就是运用认知准则判断的过程。

3.动作思维。这一语境中的动作是指那些既是动作又是思维方式的行为。③我们的动作也常常会有认知性质，比如“关怀性”的表达：“担心”和“照顾”，“担心”是情感思维，“照顾”是动作思维。“照顾”既有“特别注意”的情感，又有“照料，提供服务”的动作，而产生情感和动作的知识来源于对照顾对象的判断。

4.移情思维。是将自己置于他人的处境中并如同经历自己的感情一样去经历他人的感情。移情思维能够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处境的。

关怀性思维对于关怀性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将人的情感与智能这两个相对独立的领域研究进行融合，关怀情感包含着理性的认识、理智的判断，思维过程的判断和推理伴随着关怀、欣赏、关注、移情等情感要素。因此，关怀性思维是关怀性研究中的实践性探索。正如李普曼在《教育中的思维》（Thinking in Education）一书[④]中指出，^④教育家们必须培养学生的推理和判断能力,在教学中应做到：一是鼓励学生多质疑，寻求引发疑难问题的机理。二是鼓励学生保留好奇感，激发其创造力。三是鼓励学生进行结合情境的思考和了解伴随着人们的批判性判断和创造性判断的显性和隐性价值，以激发关于重要事物的评价性关怀思维。批判性思维往往趋向于构建规范系统，旨在回答“确切的问题是什么？”它往往会消除判断的必要性；而创造性思维会趋向建立启发式论据，它要回答的是“什么令人惊奇而又未曾提出问题？”但极端化的启发式论据代表着缺乏推理的判断。而关怀性思维的成分二者皆有，它关心对重要事物的保存，能够结合情景思考和了解伴随着人们的批判性判断和创造性判断的显性和隐性价值，激发关于重要事物的评价性关怀思维。培养学生的推理判断的批判性、创造性和关怀性就是培养他们具备掌握事物的能力。

当前教育学范畴将关怀的研究视角扩展到人类的认知领域、行动领域，将关怀性视为一种思维、一种实践，极大地提升了关怀性研究的境界和具体行动方略。[⑤]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关怀性研究的薄弱环节。

四、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的关怀性立场

认知神经科学是一门由认知科学和神经科学交叉作用而产生的新兴学科，其主要研究任务是：“阐明认知活动的脑机制。换言之，认知神经科学拟回答的命题是，人类大脑如何调用其各个层次上的组件，包括分子、细胞、脑组织和全脑去实现自己的认知活动” 。随着20世纪末“社会脑”概念的提出，社会认知神经科学成为为关怀性研究的重要范式。借助正电子发射断层成像(PET)、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事件相关电位(ERP)和经颅磁刺激(TMS)等技术和方法探索基于脑与神经机制的人类复杂行为的各个方面。产生了许多新的发现，不仅从一个新的视角解释关怀性，而且提供了更为精确的神经生物学模型。因此，认知神经科学在关怀性方面的探索空间是巨大的。

社会认知神经科学近十年来对人类关怀性的兴趣主要集中在道德判断、共情与利他行为等的脑机制研究，这方面研究给予了哲学、伦理学关怀性的理论思辨以较为科学的客观证明。

1.道德判断的脑机制

大脑中是否存在一个道德主管区？道德判断是一个理性过程抑或是一个情感性的直觉过程？对于这两个问题，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论。认知神经科学利用道德两难判断的脑功能图像，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Greene等（2001）首次使用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技术，发现被试在面对涉及个人的道德场景时，与情绪相关的脑区，包括腹内侧前额叶、后部扣带回、角回会有更大的激活，说明情绪对道德判断有重大影响。①Borg等人（2006）发现被试在对作为水平的道德故事进行判断时，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区域有最大激活，说明被试在进行道德判断时对道德道义论有意识的使用。Young等人（2007）将道德故事中的意图和结果分离出来，发现右颞顶联合区（RTPJ）在4个条件下均有显著激活，右颞顶联合区（RTPJ）是推测和判断他人的行为意向、目的及动机的认知中枢，它的激活充分说明归因在道德判断中的重要性。②Cikara等人（2010）在新近的一项前额叶腹中皮层损伤病人的研究中发现，病人不能完成对高度功利化的道德困境的判断。③说明前额叶腹中皮层在完成道德判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⑥]

2.共情与利他主义的脑机制

共情是能设身处地从他人的角度去体会并理解别人的情绪、需要和意图的人格特质。共情是利他行为的基础。Mayeroff (1971)认为，共情就是关怀。最新研究发现，呈现给被试他人手或脚疼痛或者不疼痛的情境，让被试想象如果自己处于这种情境会有什么感觉④。结果发现，被试前扣带回皮层、顶叶岛盖、前脑岛被激活。Decety等人(2009)在对攻击行为失常和正常青年的比较研究中发现，被试在看到对他人故意造成疼痛时，正常被试的内侧前额皮层(MPFC)、外侧眶额皮层和右颞顶联合区被激活，而失常被试的脑岛和中央前回被激活⑤。也就是说，正常人和失常患者在对疼痛的共情时，被激活的脑区不同。

利他主义就是某个体在特定时空条件下，以牺牲自己的适应性来增加、促进和提高另一个个体适应性的表现。利他主义行为表现为诸如同情、慈善、捐赠、就难、自我牺牲等。Tankersley研究发现右半球颞上回后部的激活程度可以预测被试的利他主义倾向①。这个区域也被认为负责对他人意图的认知和推理，这就表明对他人心理状态的推理有助于利他主义的产生。de Quervain等②发现尾核在利他惩罚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尾核也参与了在预期收益激励下的决策和行为。 Moll研究捐赠行为的神经机制时发现，捐赠行为与人类的奖赏系统关系密切，与人们对社会的依恋程度有关，而拒绝捐赠行为则与对捐赠对象的社会排斥和厌恶有关③。

产生利他主义的原因一直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心理学研究证明，人类具有利他主义的天性，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都会因他人的痛苦而不安，会在遭遇集体灾难时共同采取儿童优先的救助原则，人类父母对子女毫无保留的付出甚至牺牲，都印证了人类利他和关怀的天性。加德纳在《智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关怀具有生物学基础，他认为，人比其他物种具有更多的关怀性，原因之一是人的抚养期和儿童期都是最长的，自然增强了母亲与孩子之间的依恋情感；原因之二是人类早期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人类必需通过集体力量才能生存下来。因此，人类早期的关怀品质由社会性基因逐渐转化为自然基因，世代相传，积淀为人类特有的高级需要、情感方式和行为方式。虽然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对人类的关怀、利他等产生的原因，还未能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但关于道德判断、共情与利他主义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理解关怀性提供了新的视野，使这一通常只停留在道德哲学或者伦理学的范畴之内无定论的思辨，获得了科学实证。当前认知神经科学通过在基因分子水平和进化水平上对关怀性心理行为模式的研究，不但深化了社会文化心理学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开辟了新的心理学研究领域，

五、问题与前景

总之，中西方学者的研究中蕴涵丰富的关怀思想。自上个世纪中期开始，哲学的主题和表达形式经历了由以自然为中心的本位论到以人的思维为中心的认识论和以人的存在为中心的人本论演变。在当代，这种认识重心的迁移并没有停止或终结，而是在继续和深化，这使人们由对自然和物体的关注转移到对人自身的关注，带来了认识视角的一种根本性的转换，即由各种形式的“客体本位”转移到“主体本位”。④因而相继出现了60年代以马斯洛、罗杰斯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心理学，70年代以诺丁斯、吉利根为代表的关系伦理学，80年代体系庞大、分支众多的建构主义，90年代马修·李普曼提出的关怀性思维，以及上世纪末认知神经科学的脑机制研究。众多学科视角下的关怀性问题，不仅在理论上阐述了“关怀是基于人类本性，关涉人类存在，凝结人类正能量的积极普适品质”这一传统命题的科学内涵，而且在社会实践生活中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和人生幸福的达成。在社会进步和生活质量的提升方面，仅有批判性思维视角是远远不够的。良好的社会建设事业既是批判出来的，更是积极鼓励出来的。在人才教育和培养方面，关怀性与建设性的思维立场更是异常重要。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当前关怀性的理论探索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突破，但存在的问题依然不少，主要表现在以上几个方面：

第一，关怀性需要与批判性相结合。因为没有客观性和批判性的关怀立场是软弱无力的。只有建立在客观性、科学理性和批判性思维基础上的关怀性也才具有更强的生命力。缺少原则性和批判性前提的关怀性立场及行为，必将会沦为一种“善良的邪恶”。

第二，关怀性的行动操作策略尚未成形。目前诸多理论范式的关怀性研究仍然缺乏有效的实践操作模式和较为成熟的实践经验，“关怀”这一充满爱的美妙字眼，每个人都知道其意义与价值，但却总是难以实施。以教育学的视角为例，当下关怀性的缺失是家庭与学校重智轻德教育问题，还是自我认知反省问题？是整个社会文化熏陶的问题，还是制度建设问题？ 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与探讨，以期制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对策。

第三，关怀性应用研究不足。当前，关怀性的应用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教育领域，更为广阔的应用领域，诸如对公共理性、弱势群体等领域拓展，仍然是未来关怀性理论和实践研究的深化方向。

诚然，当今多学科视角下的关怀性研究还存在着上述缺憾，但是在物欲横流而冷漠、不关心别人的现象似乎是越来越普遍的当今社会情境下，自私淡薄毕竟不能是可以明目张胆、且总会倍受社会道德谴责的时候，脆弱的关怀性还是有不少力量的。就此而言，理论范式的关怀性学术研究和实践探索仍然具有极大的现实启发意义。这无疑不仅是对人类关怀性心理及行为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抱有持续动力的前提，而且是提升人性境界、引领社会发展的一大绵延不竭的内在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