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安音乐学院西北民族研究中心　李西林　

　　　　历史上灿烂辉煌的盛唐音乐实际上仅存在了短暂的30多年时间。没有初唐近100年文化艺术领域的长期积淀层累，就不可能出现气象万千的大唐飞歌。中晚唐以后，社会时局动乱，直接导致了宫廷音乐机构的大幅缩减。但是，宫室朝堂仍然在承续唐玄宗时期的遗风。宠幸乐人、沉湎于声色歌舞，几乎成为中晚唐120余年宫室朝堂的普遍风气。这段时期的帝王们在位期间大都实行文治，重视发展礼乐事业，并不断充实音乐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唐代后期宫廷音乐与世俗音乐的发展。

　　中晚唐时期宫廷音乐的散落

　　中晚唐的统治者被史家誉为“音乐帝王世家”，他们的好乐活动对唐代音乐文化的繁盛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史载初唐时期的最高统治者曾亲自参与当时的音乐演奏及创作，如唐高祖李渊善于弹琵琶，唐太宗李世民也有弹琴的诗作品传世，其对音乐比较精通，《教坊记》中记载唐高宗李治“晓声律，晨坐闻莺声，命乐人白明达写之，遂有此曲”。当然，对唐代音乐发展作出贡献最多的当首推唐玄宗。《旧唐书·音乐志》明确记述了他“性英断，多艺，尤知音律”。唐玄宗在位时不仅扩大宫廷音乐机构，而且亲自作曲，参与演出，“制新曲四十余，又新制乐谱”。安史之乱从根本上动摇了大唐的盛世雄风，使得中晚唐陷入了乱世。然而，这一时期却促进了文学的发展，以白居易、李商隐等人为杰出代表的中晚唐文学、艺术都为史家所称颂。但在音乐文化方面，中晚唐时期可称道的作品并不多。

　　日本学者岸边成雄曾将唐代音乐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初唐为雅、胡、俗三足鼎立时期；盛唐为胡、俗融合阶段；中晚唐则为雅、俗对立阶段。中晚唐时期的宫廷音乐受到了极大的损坏，“梨园弟子散如烟”，包括隋唐大曲和隋唐俗乐调理论在内的盛唐音乐被淹没在中晚唐的历史迷雾之中。史书记载，安史之乱使盛唐乐制全遭破坏，二部伎乱后不能恢复，遂与梨园同归消失。早在唐宣宗时期，宫廷歌舞伎乐便已失去了旧日的光辉，长安慈恩寺庙会的戏剧演出，已胜出宫廷的伎乐歌舞表演。晚唐懿宗年间，“诸王多习音声、倡优杂戏，天子幸其院，则迎驾奏乐。是时，藩政稍复舞《破阵乐》，然舞者衣画甲，执期饰，才十人而已。盖唐之盛时，乐曲所传，至其末年，往往亡缺”。史载，唐代宗大历十四年，罢梨园使及乐工三百余人，所留者悉隶太常。唐顺宗时代，曾“出宫女三百人于安国寺，又出掖庭教坊女乐六百人于九仙门，召其亲族归之”。唐宪宗元和元年，“减教坊乐人衣粮”。唐文宗于宝历二年，“省教坊乐工、翰林伎术冗员千二百七十人”。因此，宫廷音乐的散落、雅乐与胡乐的对立、俗乐的兴起，成为中晚唐时期音乐发展的基本特点。

　　中晚唐统治者的好乐风气及重建努力

　　中晚唐时期曾经出现过几位“中兴之主”，如唐德宗、唐宪宗和唐文宗等几位统治时间较短的帝王，在位期间十分重视对宫廷礼乐的重建工作，不断增设、补充及改革宫廷音乐机构，促进了元和时期文艺的繁荣。在贞元与大和年间，唐王朝藩镇暂时能维持均势，南诏等边患平息，民间略微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上层社会遂以文治粉饰苟安局面，社会风气亦趋向嬉游娱乐。长安风俗，侈于游宴。文人士大夫流连歌舞声色和酒杯，音乐一度繁荣。这在刘禹锡、白居易等著名文人的诗歌中反映得十分明显。

　　在唐德宗时期，虽然有过“罢梨园乐工三百人”的事件，但同时也竭力收留安史之乱时流落民间的宫廷乐人，并从民间直接招募乐工，使得太常寺、教坊元气有所恢复。当时，教坊不仅服务于宫廷，也开始服务于民间。贞元二十一年（805）德宗去世，曾大规模放出宫人，其中仅掖庭教坊女乐便有600人之多，可见“德宗时期，宫内教坊也大有扩展”。经过德宗、宪宗、穆宗几代人的恢复经营，唐敬宗时期的教坊乐曾出现过短暂的兴盛。　另一位酷爱音乐的中晚唐帝王是唐文宗。他是仅次于玄宗喜好音乐的帝王之一，尤善吹小管。唐文宗恭俭儒雅，勤于政事，有“小太宗”之称。可惜其“为帝16年，有帝王之道，无帝王之才，优柔寡断，终受制于家奴，最后在哀叹忧郁中死去”。《新唐书》卷22载：“文宗好雅乐。诏太常卿冯定，采开元雅乐制《云韶法曲》及《霓裳羽衣舞曲》。”唐文宗曾多次去梨园听乐，还修改《法曲》为《仙韶曲》。

　　从正史乐志的记载中还可以看出，中晚唐时期的一些帝王还是实至名归的“作曲家”，如德宗制《中和舞》，文宗制《文溆子》，宣宗制《泰边陲乐曲词》、《播皇猷》和《葱岭西》等。唐宣宗尤其钟情新乐曲。每赐宴前，必制新曲，“有霓裳曲者，率皆执嶓节，被羽服，飘然有翔云飞鹤之势”（《唐语林》卷7）。大中元年，“每宴群臣，备百戏，帝制新曲，教女伶数十百人”（《新唐书》卷22）。

　　中晚唐的宫廷音乐管理体制有了一定的加强，除了沿续太常寺、教坊等机构的职能之外，还改组或增设了宣徽院、仙韶院、乐官院和详校所等。特别是唐文宗设置仙韶院更是唐代宫廷音乐文艺发展的又一重大变革。这是在梨园解散、教坊衰败之时，力图重振大唐乐舞的重要举措。

　　晚唐唐敬宗、唐懿宗、唐僖宗等人宠幸乐官，更是达到了令人骇异的程度。唐敬宗在位期间对教坊乐官恩赐有加，登基时，即“赐教坊乐官绞绢三千五百匹”。幸教坊，又“赐内教坊钱一万贯，以备游幸”。同时对乐官十三人，“并赐紫衣、鱼袋”。后“御宣和殿对内人亲属一千二百人，并于教坊赐食，各颁锦彩”。唐懿宗好音乐，“宴游殿前，供奉乐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设，不减十余，水陆皆备，听乐观优，不知厌倦，赐与动及千缗”（《唐鉴》）。

　　中晚唐统治者的好乐风气加重了社会局面的混乱。也有学者认为，宫廷音乐活动重心下移、宫廷皇室及朝廷众臣对俗乐表演的普遍重视，发挥了某种程度的积极作用。不过，这些中晚唐帝王沉湎声色并不同于唐玄宗的穷奢极欲，实际上乃是无可奈何的自醉自弃。由于朝政被宦官和奸臣把持，他们普遍很难在政治、经济方面发挥作用，在音乐艺术上同样也难有大的作为。没有社会政治经济的积极支持，音乐文化的根本繁荣是不可能实现的。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唐代音乐文化研究”课题（09YJA76003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