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交大清退“超期博士”，确实向在校学生和社会传递出学校重视博士教育质量的信息，但是，要真正做到博士教育“严进严出”，仅有依据求学期限进行的淘汰，还远远不够。必须进一步完善导师制，加强博士教育的过程管理和过程淘汰。

一个事实是，在西南交大的清退名单中，有长达10多年的“挂名”博士，这表明，此前该校的博士教育过程管理并不严格——如果严格，这些“超期博士”早就应该清退了，而不是集中进行“大扫除”。

诚如西南交大副校长范平志教授所说，“严进宽出”难以培养出创新型高级人才，但客观而言，在我国博士教育中，“严进宽管宽出”却普遍存在，在学历社会影响下，一些博士生本就抱着混文凭的目的，而进校之后，导师对其课程、培养要求并不严，这些博士或由于在职求学，心思并不在求学上，或边求学边兼职打工，于是影响博士学业，无法完成高质量的学位论文，在学校要求不高时，就“混毕业”，而一旦要求高，就难以顺利毕业，超期就在意料之中。

要改变这一现象，关键在于完善导师制，充分发挥导师在招生、培养、管理中的作用。我国研究生教育虽然实行导师制，但“导师不导”的情况并不鲜见，调查显示，随着近年来的研究生扩招，有的博士导师1人同时带40多名博士，加上硕士，学生上百名，很显然，这样的导师，根本就难以起到导师的作用。还有的导师则成为“老板”，把学生作为廉价的劳动力，为自己的项目打工，这既造成导师和学生关系的异化，也让学生的求学精力被分散。

另外，我国导师制还受到教育行政化和学术行政化的影响，一些学校在招生中，用学校的学术资源去交换各种社会资源，因此，博士招生不是坚持学术标准，而是出于利益和资源考量（包括学校的博士点、博士规模、获得课题与经费），有一段时间，官员、老板纷纷攻读博士，从近年来高校清退的超期博士看，这类博士占了不小份额。

在国外一流大学，导师制赋予导师在招生、培养等方面的自主权，同时要求导师必须与学生经常交流、共同进行学术研究，这一制度强调导师的教育声誉和学术声誉，也通过导师的声誉，保障了博士培养的高质量。当然，这一制度要求高校推进教育和学术去行政化，具体而言，就是推进教育本位和学术本位管理，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中，排除行政和各种利益因素的影响，坚持教育标准和学术标准。包括根据导师的能力确定的博士招生规模（在国外，导师同时带教博士只有几个或不超过10个），在博士培养中，坚持学术原则（导师不能安排学生做与博士论文研究无关的工作），以及建立导师竞争机制（没有所谓的博导头衔，凡是助理教授或副教授以上教授都可招收博士）。

如果我国能推行学术管理，完善导师制，那么，博士生的过程管理也就得以强化，难以达到培养要求的学生，在培养过程中就被淘汰了，而不会等到集中清退。同样，由于有严格的过程要求，想混张文凭者自然也打起退堂鼓。

提高博士教育质量，不是单靠“年限制”、“淘汰制”就能解决的，如果没有导师制的配套，没有整体学术环境的改善，很难达到博士教育“严进严出”的境界。这是我国教育部门和高校，必须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