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汉书》卷一《高帝纪》随笔

司马迁的《史记》是“二十四史”中唯一的一部“通史”，而班固的《汉书》则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一部“断代史”。无独有偶，两个人在自己的史学著作中都写到了一位相同的人物——汉高祖刘邦。司马迁是在《史记》卷八写下的，卷名为《高祖本纪》；班固是在《汉书》卷一写下的，卷名为《高帝纪》。从表面上，“高祖”与“高帝”，仅仅有一字之差。但是，就是这个“一字之差”，却反映出两个人不同的态度，前者是按照所写皇帝的历史，让刘邦循序顺序出场的。司马迁更多的是以欣赏的眼光来写刘邦的。后者是把刘邦作为开国君主，更多的是以膜拜的眼光来写的。也可以这样说，前者写的是“人”，后者写的是“帝”。这种不同的史学认知以及态度，对继之而来的中国“正史”产生了极大的具有冲击力、定向力的影响。

翻看过司马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和班固《汉书》卷一《高帝纪》的人一定都会感到非常的吃惊，那就是班固的《高帝纪》基本上是照搬司马迁《高祖本纪》的。我看到后世有的史学工作者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非常暧昧地表示“本卷承袭了《史记·高祖本纪》的一部分文字和内容。在这里，我要明确地说：这不是什么“承袭”，而是实实在在的“抄袭”。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今天，准备拿学位的，会与学位从此告别；准备评职称的，会与职称再不往来。所有的学籍以及教职，很有可能因此而“樯橹间灰飞烟灭”。

问题是班固为什么要如此大胆地抄袭司马迁？他就不怕丢人？就不怕受到后世的嘲笑与指责？在我看来，班固敢于这样做，应该是有这样两大原因的。

第一，司马迁的《史记》是汉武帝在位期间问世的，并且已经“送审”到汉武帝那里。尽管汉武帝在阅读期间，时而有不满并发脾气的时候，但他并没有让这部史书“作废”。熟悉中国图书发行史的人都很清楚，图书的“送审”过程非常有名堂、有技巧、有许多幕后操作。最高权力者没有把这部书废掉、烧掉，意味着这本书已经过关，已经是“政治正确”了。因此，班固要抄袭它。

第二，既然司马迁的《高祖本纪》已经在汉武帝那里“过关”，自己再增加新的素材，都有可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因此，做一点文字顺序的加工，增补一点史事、诏令，不去干树大招风的事情，不去因为挖掘新鲜的的史料而引起纷纷议论，从而让自己的史书成为众矢之的，就成为班固抄袭司马迁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通常，把“秉笔直书”看作是史学家的担当精神。但是，这种担当精神是与生命安危紧紧相连的。《史记》以后“二十三史”的作者们，没有一个人具有司马迁般的担当精神。所以，“二十三史”尽管各有所长，但没有一部可以超越《史记》这部“纪传体”正史的巅峰。

也可能，因为班固这样的“抄袭”，我们今天才能够还看见《汉书》。这样，我们也就不与班固讨论“著作权”的问题了。（2020年7月28日写于东京“乐丰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