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随笔

把《伯夷列传》排在《史记》70篇列传的第一位，可见他在司马迁心中的重要性。但是，这一卷又是伯夷与叔齐兄弟的合传，不知道司马迁为什么不把弟弟叔齐的名字写在题目上。是为了精简题目，还是另有想法？我至今没有搞清楚。

坦率地说，我上中学的时候，就已经听过“伯夷”这个名字了。当时，努力、上进的学生都在通读《毛选》四卷，都知道那篇名文——《别了司徒雷登》，都会对那句话印象深刻——“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

今天，价值观正在呈现多元化态势，对伯夷和叔齐的看法也不尽相同。更有人愿意把它提升到知识分子骨气和气节的“高度”加以论述，实际上是想说一些自己想说的话。其实，当年司马迁写《伯夷列传》也是这种心情的。

稍微用心就可以看出，司马迁写《伯夷列传》与它写的其他列传有所不同，其他列传都是在“叙”上着力用笔，惟有《伯夷列传》是在“论”上颇花心思。

司马迁主要写了商裔贵族兄弟伯夷和叔齐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相互谦虚让位，谁也不愿继承老爸孤竹君的位子；另一件事情是两人拒绝与推翻商王朝的周王朝来往，宁肯“饿死于首阳山”。结果，这样两件事情为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知识分子津津乐道，甚至成为他们的精神楷模。每当王朝更换之际，总会出来一些“时代版”的伯夷叔齐。

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还陪衬地写了两位人物，一位是孔夫子最优秀的学生颜渊，尽管非常“好学”，结果却是一生过着“糟糠不厌”的穷困生活，最后是早早死去。另一位是闻名于世的坏人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他的命运结果是“竟以寿终”。司马迁因此否定了“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的历史性定论，推断出用俗话可以表现出来的一条定则——“好人没好报，坏人乐逍遥”。我想，写到这里，司马迁的心境应该是布满灰色阴云的。

联想到司马迁曾为在外作战的李陵求情说话，因此不仅招来牢狱之灾，还蒙受被夺去男人生命之根的“宫刑”，他哪里是在写伯夷叔齐，简直就是在写“伯夷叔齐版”的司马迁，借此向在位的汉武帝吐露心志，或者说是表达忠心。中国的“影射史学”实实在在是从司马迁开始的。

今天，似乎没有必要去苛责司马迁了。他毕竟是心中有理想，而且也是一位“追梦的人”。

我很看重司马迁引用孔子对伯夷、叔齐的评价——“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说这兄弟二人“不记旧仇，很少‘吐槽’。”在我看来，他们如果真的“不念旧恶”，就会参加新王朝——周王朝的建设，事实并非如此，孔子的评价也就未必精准。而“怨是用希”，则是在今天也应该提倡的。再多的怨言，也是徒劳。（2020年4月19日写于日本东京“丰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