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位旅日华人企业家在参加完“两会”后向笔者透露，“我建议国家在‘十二五’期间制定一个类似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五年计划’以促进内需，拉动消费”。此言不虚，笔者也认为，日本当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把农民收入与工人收入同比例提高的思路应该值得中国借鉴。

在日本经济景气连续10年、20年低迷的今天，对日本当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人们的评价或许已不如昔，但是这个计划给日本农村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仍然值得瞩目。

众所周知，当日本进入经济高速成长期后，日本的农业问题凸显，农民与工人的收入差距扩大。1957年到1959年期间，农民收入只是工人收入的63.6%。在这种背景下，日本政府1961年推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同时，加大对农村、农业、农民的政策倾斜，仅对农业的政府补贴就从1960年的747亿日元增加到1969年的3023亿日元。为了使农民拓展收入来源，政府还有意在农村地区建设大量公共基础设施，招徕农民参与。

这种“富农政策”带来的结果，到了1970年，日本的农业、农村、农民的基本状况发生根本性转变，日本城乡的“剪刀差”开始出现倒转，村人均收入超过城市居住人口平均收入水平。

回望日本这里政策的基本思路，就是不仅仅要让农业生产率与过去相比出现增长，而是要让它与工业等增长率出现同步的增长，它的增长参照系不再是自身；此外就是在此过程中消化“农民工”，使其成为带有农民印痕的城市产业工人，与原有的城市产业工人享有相同的薪水与福利，从而既减少了农业人口，也带动了整个农业家庭收入。同时，日本的“富农”计划及其他金融政策一直注重对农村小额信贷的扶植。日本农民大都只拥有小块耕作田地，力量有限，如果不是金融信贷机构提供小额信贷。日本的农业现代化很可能就受制于资金短缺问题。通过增加收入、提高效率和资金支持等手段，日本实现了“把钱留在农村”的打算，让农民“少起来，稳下来，富起来”。

笔者认为，中国农业同样受制于生产效率不高而竞争力低下，但是农民的钱却并没有能留在农村，而是随着教育、医疗等等支出流向城市，农民和中小企业很难从当地金融机构获得贷款。借鉴日本经验，像扶持产业工人一样，向农民提供工作机会、资金补贴和金融支持，肯定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带来改观。（此文刊登于2010年4月21日《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