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6日】

目前流通在市场中的1万日元面值的钞票。

话还要说到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的创始人福泽谕吉的身上。当初，我读《福泽谕吉传记》的时候，曾经为一点而感怀，那就是他出生的时候，他父亲正在家中读中国大清王朝皇帝的谕旨，结果他的名字中也就出现了一个“谕”字。由此，看出他的家族与中国的文化渊源。当然，还有一件事情让我久久耿耿于怀，那就是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的消息传到福泽谕吉家中的时候，他正在与人下围棋。当时，他听到后，丝毫不动声色，沉稳在黑白之间。这盘棋结束时，他匆匆忙忙返回到自己的房间，因为行走得过于匆忙，以致迈进房间的门槛时木屐下的木齿折断了。他关上门，长时间地开怀放声大笑，就因为日本打败了中国，就因为学生打败了老师。

这几天，因为写“追寻日本女性曾在上海卖身的往事”，看到有人介绍福泽谕吉说过这样名言：“日本对付亚洲有两种武器，一是枪，二是娘子军”。我又把手中的资料翻检了一遍，结果是没有找到。意外的成果也是有的，那就是不仅看到了福泽谕吉早早把欧美的妇女解放思想介绍到日本，愤怒地谴责一夫多妻制和纳妾行为，用激扬的文字指出“妻妾同居的家庭不是人类的家庭，而是畜类的栅栏”，同时还看到福泽谕吉对娼妓制度的倡导。

在1885年12月出版的《品行论》中，福泽谕吉这样写道：“穷人因贫困而娶不了妻，富人因为忙于虚礼无暇结婚。要满足这些人的性欲，只有娼妓最为方便。随着文明开化，人们会逐渐抛弃肉欲而注重精神的快乐，但是，思想的开明也会促使独身人数的增加，从而给社会带来麻烦，要保持社会的安宁，唯一的穷极之策——依靠娼妓。倘若今天世上已无娼妓的踪影，其后果真是难以想象。如果没有娼妓效力，很可能数日之内满街就会兽欲横流，淫乱偷情，私通这些惨相都会出现。”据说，福泽谕吉因此成为了日本明治时期保存公娼派的代表人物。

当年，有这样的老师，也就有这样的学生。1890年，东京出现过一个以保存公娼为宗旨的“矫风会”，会员大多是庆应义塾的学生。每当废除公娼派举行宣传演讲会的时候，他们就跑到会场乱喊乱叫，扔石头，抛果物，肆意搅乱会场秩序。今天，日本卖淫业的支持者们也把福泽谕吉的话语挂在嘴边，作为他们的理论支柱。

其实，了解了这些，也会对日本以及日本人加深了解。难怪荷兰学者伊思·布鲁玛在《日本文化中的性角色》一书中指出“妓女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像日本的妓女那样，对一个民族的文化造成如此巨大的影响。”日本作家野坂昭如则在小说《色情者》中大言不惭地说：“妓女在日本文化环境中对男性具有‘母亲’的象征意义。”这样，我们对福泽谕吉至今还是印制在日币一万元上面的人物，也就不会感到不可思议了。一些人正在用日元“消费”日本妓女，也应该说是莫大的历史讽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