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与“忠爱坊”

早在四五千年前，中国西北的羌氏民族便来到了今天已成为整个人类的世外桃源——香格里拉地区，并逐渐向云南腹地发展。在随后的数千年历史中，因各种原因、从各个地方、代表不同民族集团的人们更是络绎不绝地迁入云贵高原。在2300多年前，云南多民族的格局就已经形成，并且在滇池地区融合了各民族文化特色后，创造出中国乃至世界最后一个具有独特风格和高原艺术水准的青铜文化——滇文化。古滇国的青铜艺术光彩夺目，重要的价值是它有独特性，它有别于中原殷商时代的汉文化的青铜艺术，也有别于四川三星堆古蜀国的青铜“纵目人”，它是一种“四不像”的艺术。这种艺术之所以有独特性，是因为它地处云贵高原，周围有大山大河阻隔。然而这种阻隔有不是完全地隔绝，而是有适度的交流。正是这种有适度的交流，古滇国在封闭与开放、交流与阻隔、引进与坚守之间保持了一种适当的张力，才使古滇国的青铜艺术既有中原汉文化、西北羌文化、长江楚文化的影子，又有自己的独特性，因此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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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是云南省的省会，也是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中心。它位于云贵高原的中部，座落在五百里滇池的东北岸，环境宜人，“天气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这里气候温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是一座美丽的湖滨城市，赢得了“春城”的美名。它历史悠久，古迹众多，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城。昆明地区原属“滇黔古海”的一部分，是云南历史文化发展最早的地区之一。远在三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先民们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公元前三世纪初，楚顷襄王时期（公元前298—262年），楚将庄硚率兵入滇，建立滇王国并“始筑苴兰城居之”；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派郭昌、卫广率大军兵临滇池，滇王降服，归顺汉朝，汉在滇池地区设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唐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南诏在这里筑拓东城；元朝时设立行省；明清时期，昆明一直是云南府治和云南省会所在地。

从公元765年南诏建筑拓东城至今，昆明城有1242年的历史了。纵览在社会历史长河中这短暂的1242年，政治上的兴衰治乱，建置上的撤并分合，区域上的扩大缩小，都说明昆明是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和多民族的中心城市。尤能体现其是云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历史时期是元赛典赤.赡思丁任云南省平章政事期间。

赛典赤.赡思丁（公元1211—1279年），回回（中亚布哈拉今乌兹别克斯坦）人。成吉思汗西征时率部归元。任成吉思汗账前侍卫，随从征伐。元太宗即位后，任丰、靖、云内三州（今大同市、呼和浩特市一带）达鲁花赤（地方官员），主管三州民政。元世祖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任陕西、四川行中书省平章政事（相当于省长），后并节制陕西五路四川行枢密院所有大小官属。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元世祖忽必烈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派赛典赤到云南，目的是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他对赛典赤说：“云南朕尝亲临，比因委任失宜，使远人不安，欲选谨厚者抚治之，无如卿者。”于是，63岁的赛典赤.赡思丁被派往云南任行省平章政事，在位短短6年，创造了中国古代史上云南最辉煌的历史时期。

赛典赤到云南后，妥善处理了与宗王（即梁王）脱忽鲁之间的关系，就兴利除害之道达成共识。针对当时军政分离、政令不一的弊端，赛典赤奏明忽必烈，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把宣慰司和元帅府纳入行中书省管辖，云南政令得以统一。这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壮举，它结束了云南“山高皇帝远”，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的历史，结束了云南军政分离、各自为阵的弊端，使云南名符其实地成为元帝国的一个行省，由中央政府管辖。

政令统一后，赛典赤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举措，他把云南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改为路、府、州、县。路设总管，府设知府，州设知州，县设县令或县尹，改变了以往行政管理军事的弊端，正式设立起云南行中书省，把云南的行政中心从大理迁到昆明。至此，昆明正式成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云南成全国的十一个行省之一。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赛典赤改昆明二千户为昆明县，改鄯阐万户为中庆路，中庆城就是现在的老昆明城，称押赤诚、亦称鸭池、雅岐，从此，昆明城初具规模。它以五华山为依托、以正义路为中轴，东到盘龙江西约一百步，西到今沿福照街至鸡鸣桥一带，南到土桥，北到五华山。中庆城的中心地带是三市街，即今威远街口的正义路中段至金碧路一带。马可波罗笔下的中庆城是一座“壮丽的大城”，元代著名文学家云南人王升在《滇池赋》中对中庆城的描写文辞优美，写景状物，形象地勾画出了中庆城的壮丽繁华。

赛典赤为发展云南经济，治理好云南，采取了多项积极的措施，如：减少赋税、招抚流亡人口、抚恤孤寡老人、大力发展生产，他设立屯田区多处，垦田20万亩。针对元初云南只能种植一些低级的粮食作物，他引进内地的稻、桑、麻，同时引进了先进的种植技术，从而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条件。赛典赤对云南做出的重大贡献除统一政令、发展经济外，还有一项对昆明地区经济发展有深远影响的项目——兴修水利。当时，昆明郊区的农田依靠滇池灌溉。滇池承受着过多的水源，而排泄的地方只有海口一处。由海口到安宁鸡心滩一段，河床经常被泥沙淤塞，一到雨季，滇池水倒灌酿成严重水灾。赛典赤派员对该段河道进行清理，降低了滇池水位，同时亲率治水大军，在昆明城东北地区清理水源，使盘龙江得到疏浚，消除了滇池上游的水患。接着在金马山下建造了松华坝水库。这是一个大型的分水闸，用于截流分洪。同时开凿金汁河，沿途建造水闸、涵洞水渠，自上而下轮流防水，灌溉东部农田，使大量旱地变成良田。松华坝水库被昆明人称作“春城头上的一盆水”，泽及后世。

赛典赤在位期间，十分注重昆明的教育事业，倡办儒学。到任当年就“捐金市地”，于公元1276年春，在昆明五华山右建成了云南第一座孔庙——昆明文庙，开云南庙学之风气。同时，他还广设驿站，增进了云南与内地、西南各省间的交通；传播内地文化，革除迷信陋俗；对商业采取保护发展措施“为市井以通贸易，薄征税以广行商”。他广施仁政，就连对抗行省的元江禾泥萝槃甸主也是采取“力攻不如德胜”的政策，虽兵临萝槃城下仍以德服人，劝其投降。萝槃王在赛典赤仁政的感召下开城归顺。鉴于此，各地土司纷纷归顺，很快出现了全省各民族人民和睦相处的局面，云南迎来了古代社会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

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赛典赤.赡思丁逝世于昆明，出殡之日，满城缟素，“百姓巷哭”。纵览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官员逝世能享受民间如此规模的礼仪实属罕见。为纪念他为云南人民做出的杰出贡献，人们在昆明三市街口建立了一个木结构的牌坊，名“忠爱坊”，即“忠君爱民”之意。“忠爱”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忠君爱民”所涵盖的，其深刻的外延在于：“忠”有对国家统一大业的忠诚；有对自己肩负的使命、从事的职业的忠诚；有对为维护全省各民族人民和睦团结局面的忠诚。“爱”是人世间最广博的爱；是以造福百姓为己任的爱；是对人民慈母般的爱，故有“生我育我，慈父慈母”之语。因为“忠爱坊”所宏扬的“忠爱”精神已远远超越了其物质本身，所以才有历史上两次毁损、两次重建。

今天，我们看到的“忠爱坊”是昆明市人民政府于1999年在原址上重建的。虽建筑结构由原来的木结构改变为石料结构，“忠爱”二字也不是 孙清彦先生的原题风格，但它作为昆明的一座地标，承载着数百年来云南人民对为云南的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赛典赤.赡思丁的深切怀念；承载着真、善、美的最终归属；承载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延续。“忠爱”精神已融入昆明时代建设的脉搏，她将与昆明的城市建设和人民生活同呼吸、共命运，“忠爱坊”将永远闪耀着“忠爱”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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