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总目　整理本1997评介

米辰峰编辑

 

    按语：这篇短文初看似乎是从某图书馆网页复制粘贴而来，其实不然。如此新版名著，应该在各大图书馆都有收藏和著录。然而意外，在国图和清华的图书馆官网查不到它。那里没有收藏它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大概是某网页的重要著录项做了不该做的删改因而查不到了。北大人大北师大三家图书馆网页与出版社等5-6家权威网页彼此也差异很大。因此以下著录修改条是老夫重写的。

 

扼要而言，第二条之中“1997简体标点横排本”这一句是我加的。近50年来形成的国际惯例要求，三大项：即责任者、书名、出版年，无论详简，著录均不可缺。而我国著录大多忽视、缺漏“出版年”这项。此外，整理本“古籍”区别于原著的特点“简体标点横排本”应在此突出增加广告。

 

第三条“载体形态 2册 3486页，26cm”。诸家著录页数竟然存在明显差异。估计上述三家图书馆均是照抄印在书上最后的钦定本原文页码的“实录”，因此比增加了新前言、目录、凡例和后记的整理本实际页数就少了数十页。必须改写。

第四条“ISBN 7101016022”上述三家图书馆的著录格式千奇百怪莫衷一是。

第八条“主题  四库全书目录提要研究”也是改写的，多数图书馆在“主题”处照抄“题名”，言不及义。

 

最后两条原文的错误最严重“

“个人著者  纪昀、陆锡熊、孙士毅 

团体著者 四库全书研究所”

这样表达原著与300来年后的修订责任关系非常不妥。其一，四库全书及其总目也一样是官员牵头的团体成果，根本不存在古今个人与团体之别。只有改成“原著者与整理者”，才能正确反映古今之差及其原著与修订之别。

其二，著名文史研究机构大多在北京，在“四库全书研究所”前面如果不加“长沙”不足以明确彼此，不足以弘扬这些名不见经传的长沙籍硕学鸿儒。其三，增加“李学勤主审”，便于完整表达修订新版也是“官员牵头团体成果”这个四库馆原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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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名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  整理本

出版发行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简体标点横排本

载体形态 2册 3486页，26cm

ISBN  7101016022

精装 价格:CNY580.00 (全2册) 

作品语种  chi 

书目附注  有索引

主题  四库全书 目录提要研究

原著者  纪昀、陆锡熊、孙士毅 

整理者 长沙 四库全书研究所；李学勤主审

 

不少人误以为《四库全书总目》[清]永瑢等撰中华书局1960版是目前最新最好的版本。似是而非实则谬甚！！万事都要与时俱进。假如皇历总是旧的好，还要国家修历局干么？既然人人都说余嘉锡等先生20世纪以来一系列的《四库提要辨证》是史无前例高质量的私修国家图书总目提要的修订论著，何不融入原著再出修订新版？此时不用修订成果更待何时？

 

长沙人的这次整理正是审慎吸收历代修订成果全面融入原著而出的新版本。以文渊阁武英殿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为底本, 参校浙、粤本及文渊阁库书提要, 改用简化字加标点横排.

附录: 1. 书名、著者姓名笔画索引;

2.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研究论著.

著录图书10 254种，172 860卷，其中收入四库全书的3 461种，基本上包括了乾隆以前我国古代的重要著作，尤以先秦至元代的古籍更完备。分四部，44类，66多个子目，总序、小序、按语、提要，可从中得知作者生平、著述渊源、内容、版本、文字异同等。

 

三大索书号：

北大中心馆古籍特藏室(E115室) Z812.49/5

人大图书馆Z833/21:1

北师大图书馆Z121.5/18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 上下) 内容简介

 

《四库全书》综录历代典籍，其规模之宏大远迈前代。据杨家骆《四库全书概述》，“《汉艺文志》著录凡六百七十八部，五万四千九百九十四卷；越时约五百九十四载，而有《隋经籍志》，著录凡六千一百五十部，五万零八百八十九卷；越时约六百五十九载，而有《宋艺文志》，著录凡九千五百四十九部，二万九千九百二十七卷；。其间公私著录，十数百起，重沓敏复，不棕究诘，兹录其要耳。自《穴志》以还，又五百载，而有乾隆开馆修书之举，《四库总目》所录，凡一万零五百八十五种，十七万一千五百五十八卷，惟历代多为守藏之策，而鲜审订之功，求其搜罗古今载籍，审订校理，以便学人之研究者，汉成帝后则以清高宗耳。

 

　　提出《总目》以集体工作为基础，绝不是要贬低纪昀在该书撰著中的决定性作用。凡读者《总目》的人都会看到，全书有其一宗旨，连文字风格都相当统一的。其间观点突出的，是对理学的批评，甚至厌恶。

 

　　这部《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广泛搜集研究《总目》诸家成果，以页下注形式散入各条，然后对全书施以现代标点，便于各方面读者阅览使用。整理标点这二百卷《总目》，无疑是非常繁重的任务。《总目》虽属目录之学，所涉及的学术范围则极宽广，加上条目体例，言简意深，很多地方不易索解。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 上下) 本书目录

序

整理凡例

卷首

圣渝

进表

职名

凡例

门目

正文

经部

史部

子部

集部

索引

书名笔画索引

著者姓名笔画索引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研究论著

后记

 

此外，《四库全书总目》中不能查到的未收书、禁毁书以及该书成书以后出版的古籍，可利用《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王云五主持，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该书收录《四库全书总目》以外的古籍10070种，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根据该书所存油印稿本进行整理而成《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华书局1993年起陆续出版)、《续修四库全书总目》(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整理，齐鲁书社，1999)。还可利用《书目答问补正》(清张之洞撰，范希曾补正，中华书局1963，1983)和《贩书偶记》(孙殿起编，最早出版于193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新一版)及《贩书偶记续编》(雷梦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等作为补充。

 　　《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收书 5 213种,比《四库全书》增加51%，对之进行了补选和续选,可查《续修四库全书·总目》。

 

前言：

 

     清乾隆时编纂的《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从刊行以来，长期成为“家弦户诵”的必备书籍。清末张之洞撰《輶轩语》，谈到怎样做学问，曾说：“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即使在今天，对于有志趣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读者来说，《总目》仍然是能起较好引导效用的工具书。因此，这部《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的问世，是值得我们欢迎的。

  

    《四库全书》综录历代典籍，其规模之宏大远迈前代。据杨家骆《四库全书概述》，“《汉艺文志》著录凡六百七十八部，一万四千九百九十四卷；越时约五百九十四载，而有《隋经籍志》，著录凡六千一百五十部，五万零八百八十九卷；越时约六百五十九载，而有《宋艺文志》，著录凡九千五百四十九部，二万九千九百二十七卷。其间公私著录，十数百起，重沓繁复，不可究诘，兹录其要耳。自《宋志》以还，又五百载，而有乾隆开馆修书之举，《四库总目》所录，凡一万零五百八十五种，十七万一千五百五十八卷。惟历代多为守藏之策，而鲜审订之功，求其搜罗古今载籍，审订校理，以便学人之研究者，汉成帝后则惟清高宗耳。”

  

    大家知道，西汉成帝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又命刘向等校理书籍。每整理好一种书，刘向便“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写成叙录上奏。这些叙录，汇编为《别录》。他逝世后，刘歆继续父业，最后辑成《七略》，为《汉书·艺文志》所本。刘氏父子的校雠之学，到乾隆纂修《四库》时，得到空前的发扬，《总目》即系其集中的体现。

  

    《四库》工作的取得成功，如前人所指出，关键是负责学者极一时之选。始终其事的纪昀（晓岚），以博学卓识著称，毕生精力萃于《总目》，竟不再有任何学术专著。李元度所作《纪文达公事略》详细描述了他的有关事迹：“乾隆三十有八年（公元1773年），纯皇帝特开四库全书馆，以河间纪公为总纂官。公贯彻儒籍，旁通百家，凡六经传注得失，诸史异同，子、集支分派别，以及词曲医卜之类，罔不抉奥提纲，溯源竟委。每进一书，仿刘向、曾巩例，作提要冠诸简首，上辄览而善之。又奉招撰《简明目录》，存书存目多至万余种，皆公一手所订，评骘精审，识力在王仲宝、阮奇绪之上，藏诸七阁，褒然巨观，真本朝大手笔也。”这些话极尽赞扬，却不能算是溢美之词。

  

    纂修《四库》在事人员，见于乾隆四十七年（公元1782年）清单的多达三百六十人。其间不少第一流学者参加了《总目》的工作，如戴震主经部，邵晋涵主史部，周永年主子部等，都对纪昀多有帮助。由此可见，《总目》是在众多学者集体工作的基础上，由纪昀定稿的，无怪乎能够久享美誉。《郑堂读书记》的作者周中孚便说：“窃谓自汉以后簿录之书，无论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蔑有过于是编矣。”

  

    指出《总目》以集体工作为基础，绝不是要贬低纪昀在该书撰著中的决定性作用。凡读过《总目》的人都会看到，全书有其一贯宗旨，连文字风格都是相当统一的。其间观点最突出的，是对理学的批评，甚至厌恶。尽管书内经部总叙曾说：“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以服宋儒也。”然而在具体的评骘上，《总目》就不那么持平了。这固然是乾隆时学术界的共同风尚，纪昀本人的思想性情也于此充分表现。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对照一下他在小说《阅微草堂笔记》里是怎样尽情揶榆理学的。

       《四库全书》及《总目》，因为历史的原因，自有其不足之处。《四库》最为后人诟病的，是其编纂过程同禁毁“违碍”书籍相结合。清廷文网繁密，忌讳众多，给学术文化带来种种祸害，前人论之已详。《总目》除带有这方面烙印外，由于是官修，受着许多约束，令人遗憾的地方不少。当时参预的学者已有感受，后来之人更易洞察，只是不敢公然表达而已。有学者曾经立意写书，也被人力加阻止。清代后期，限制逐渐松弛，但对《总目》失误系统进行纠正的工作，要到清亡以后才可能展开。这方面成绩最多的，当推余嘉锡先生的《四库提要辨证》。

  

    《辨证》的序录，对《总目》的得失与价值，作了恰当的分析评述。其中说：“乾嘉诸儒于《四库总目》不敢置一词，间有不满，微言讥刺而已。道咸以来，信之者奉为三尺法，毁之者又颇过当。愚则以为《总目》诚不能无误，然就其大体言之，可谓自刘向《别录》以来才有此书也。”又说：“今《四库提要》叙作者之爵里，详典籍之源流，别白是非，旁通曲证，使瑕瑜不掩，淄渑以别，持比向、歆，殆无多让；至于剖析条流，斟酌今古，辨章学术，高挹群言，尤非王尧臣、晁公武等所能望其项背，故曰自《别录》以来才有此书，非过论也。”余先生于《总目》的缺点指摘最多，而对全书仍予以很高评价，并且自称他“略知学术门径，实受《总目》之赐”。这证明《总目》瑕不掩瑜，其重要性是不可抹煞的。

  

    这部《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广泛搜集研究《总目》诸家成果，以页下注形式散入各条，然后对全书施以现代标点，便于各方面读者阅览使用。整理标点这二百卷《总目》，无疑是非常繁重困难的任务。《总目》虽属目录之学，所涉及的学术范围则极宽广，加上条目体例，言简意深，很多地方不易索解。参加整理的各位学者，在几年的工作中是尽了力的。最近有评论家提出，编书不应讲错误“难免”，可是像整理《总目》这样的工作，有些错误恐怕确实是“难免”的，并不是要找什么藉口，希望读者多赐指教。

  

    整理本曾经过多次审改，为整理出版工作带来了不知多少困难和烦扰。作为审阅人之一，我认为整理出版者这种认真负责的精神是很值得钦敬的。

    李学勤

    一九九六年九月七日于北京

 

后记：

     中华典籍，浩如烟海。据不完全统计，历代存聚下来的古文献，约有七八万种之多。面对如此大量的古文献，不仅毕其一生难以遍览，而且也没有必要一一通读。因此而有目录之学兴于西汉，盛于隋唐以降。目录之学，为一朝一代乃至一家一书提纲契领，或整齐类例、探本究源，或考定是非、详加辨证，传承文化，嘉惠后学，功莫大焉。故历代学人均重目录之学。清王鸣盛云：“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由此可知，不通目录之学，不可以读天下书。

  

    清乾隆年间编修之《四库全书》，人称“千古巨制，文化渊薮”，收录历代典籍凡三千五百零三种，卷帙浩繁，亦令人徒生“学者不能周览，人主无法遍阅”之叹。幸有清代学者纪昀主持编纂《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按四部分类法详分部次、细辨源流，考镜精审而门径秩然，使好学之人“由书目而寻提要，由提要而得全书”，《四库全书》由此而广播学界，《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亦因之而享誉士林，且大行于世。现代大学者余嘉锡曰：“余之略知学问门径，实受《提要》之赐。”此言诚不虚也。

  

    时下坊间通行之《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乃中华书局、台湾商务印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三家出版之繁体句逗竖排本与影印本，迄今为止，尚未有简体横排新式标点整理本。而当今流传最广之浙本影印本，其阅读、翻检均属不易，并与影印之文渊阁《四库全书》在书名、卷数等方面存在差异，使用多有不便。为此，长沙市中山图书公司《四库全书》研究所自筹资金，发起重新整理工作，孜孜矻矻，集合七十余位专家学者，历时四年有余，方有此次新式标点、简体横排之重新整理本面世。

  

    此次整理，以文渊阁武英殿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本）为底本，参校浙、粤本及文渊阁库书提要，吸收了近二百年来之研究成果，及本次整理者的观点。《总目》中存目之版本及馆藏现状，本次整理亦有绍介，另编有书名、人名索引，可供同时检索《总目》与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长沙市中山图书公司《四库全书》研究所

    一九九七年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