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大吉！

  杨 殷平2024年

往事回顾-=——2007年

沟通两代人的“老科协”迎春茶话会

每年院领导组织的“老同志迎春茶话会”，几乎成为这里两代人的思想沟通会。谈的内容很广泛，但这些老同志所关心的还是科研发展问题，看法最不一致的也是科研发展问题。有时理论上取得共识了，实践中又不对劲了。这也使当权执事者很为难，于是就组织这些老同志到改革的点上去看看，做点实地考察。前年去了苏北看看滩涂养鱼治碱工程；去年矛盾又转移到出卖院的农业科研试验地，转到土地便宜的地区去搞试验。对此作为，两代人间坚持的和反对的，都有许多道理，于是又组织大家去扬州农科所开现场会，当权执事者以为它就是个样板和典型，结果还是说服不了这些只怕失去老根据地的老同志，因为这地方是中国最早的农业科研机构所在地，国内外都有影响的，这份感情也许只是老人才有。

这几年我们就利用这“老干部迎春茶话会”和到各地参观的机会，收集了些鲜活资料，写了我们对问题的看法。第一篇是《科学家企业家由合作到分手现象的理论思考》，在《农业科技管理》1999年12期作为“专论”发表，中科院刊物《科研管理》2000年第三期也录用了，以后数年在互联网络上常见此稿被一些单位作者引用。可见此稿观点还是有点普遍性。

这篇文稿的思路，是十年前针对我院改革写下的《农业科研战线经济改革十年回顾与反思》所引发。其所提出的基本观点：科研工作与商业行为有相吸的一面也有相斥的一面。

当时此文是这样论述此观点的：

“就商业和科技的价值取向而言，商业与科技有其相吸的一面，也有其相斥的一面。当商业寻找投资途径的时候，需要选定一个有竞争力的科技项目；科研出了成果,当然也需要商业为之转化为社会生产力，这时候两者是相吸引的。但是,当商业一旦选定某项科技商品投入大量资金以后，凭商业营利的价值观，就再也不希望有性能更好的同类产品与其竞争了,为了维护商业利益，会本能地抑制科技发展。而科技的价值观则是追逐科技发展的新目标，希望不断有新的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物质生产力，促使产品迅速地更新换代。这时候它们之间就表现为相互排斥。因此，从价值观念角度，研究怎样协调科研经济实体的商业营利目标和科技开发目标，是当前科技开发机构务必探讨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肯定有极其分歧的见解，但这是很耐人寻味发人思考的问题。”

这一观点，一直到十年后又在《科学家企业家由合作到分手现象的理论思考》这篇论文里，作了进一步阐述，同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

“是否可以设想一个既独立又联合的形式，让大项目科研相对于‘生产型企业’分立为‘科研型企业’。各自独立核算。‘生产型企业’产品仅限于物质产品，进入物质产品市场；‘科研型企业’产品仅限于科技创新成果，进入科技市场。科研企业与生产企业通过科技市场按‘定单’紧密合作。生产企业内部不设专门的科研机构，因为知识经济时代高科技需多学科交叉研究，生产企业不可能有那么大的精力和组织能力。只配备少数科技人员，以研究提高现有产品质量为任务，或是让他们在企业内部流动，分享企业内部的经验和直觉，当选定一个新产品项目时，就抽调他们组成新产品投产研究机构，它的职能至多只能是企业利用新技术的‘参谋部’，为企业领导层提供决策依据。那么，这样云雀可以寻求云雀的市场实际效益价值，大鹏可以寻求大鹏的玄远宏大价值，各不相扰。”

总之，科技产业化中要重视科研工作与商业经营分工明确、严格分开核算，各负其责，绝不可眉毛胡子一把抓，由一人或一套班子统管；试问，集科研与商业两种不同思路于一人，还能办好事吗？甚至还会导致科技腐败，害了干部，毁了人才。

据《文汇报》2006年8月4日报道，近日，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原司长、浙江大学新任校长杨卫表示：“大学办实业是历史的产物。大学办实业在促进工、农、医等应用性学科的建设上起到过积极作用，教师的部分科研成果得到了应用。但其产生的负面效应很大，包括公司的责任和学校的责任难以区分。因此，教育部已经决定大学与实业剥离，并在清华大学搞试点，清华同方和清华紫光已经改名为同方和紫光。浙江大学的剥离也在进行之中。我个人认为，大学从实业中退出是应该的。”同时陆续又有些同样情况的报道。

但是，这个科研改革的核心问题，在认识与实践上还须有相当长时间的争议和酝酿。

记得，2001年的老同志迎春茶话会，话题由新华日报用大幅版面刊载了我院的改革信息引起的，一套全新的改革方案向全省作了报道。<<农业科技管理>>2000年第5期，发表了江苏省农科院的一篇署名文章<<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促进农业科技进步>>，论述了：“在迎接新世纪到来之际，广大农业科研院所和科技人员正以积极的态度探寻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之路”。也提出了今后继续深入改革时应当注意事项的建议。归纳其要者有三点：改革要的是创新，而不是标新立异；改革要的是营造一个有益于科研的软环境，而不是“一味地变调减员，改散队伍，改跑人心”；改革还要注意发挥自身的特色和优势。论者认为我院从80年代初开始就从江苏经济发展大局出发，建立了大农业科研体系，按农业经济区划设立农区所，这是一项重大的农业科研管理创新。经过多年实践，大大地推动了我省的农业科研发展，这项科研管理创新已成为我院的优势。“因此，在深化农业科研机构改革过程中，更应该强调并发挥现有科技优势，而不能简单地为改而改，结果把自身优势都改掉”。

在2001年老同志迎春茶话会过后不久，就有篇题为《一篇科技管理论文背景的述评——认知科技体制改改革的连续性》篇短文反映了茶话会部分意见，后在《农业科技管理》2001年第2期上发表。把科技改革提到“连续性”来思考，按现在说法叫做科学发展观吧。说明此观点有一定参考价值，刊物才给予免收版面费刊用。

又过一年，来到了2002年老同志迎春茶话会，这年迎来了年轻的新院长，朝气蓬勃给人以新希望，他表明治院方针是科研与经营实体分开管理。于是这年老同志迎春茶话会话题就从此展开。这一方针，在茶话会上得到了老专家和前两任老院长的一致赞同。自由发表意见的群众性“论坛”上，唯独此次大家的观点完全一致，发言内容也都是积极帮助寻找达到既定目标的办法，显然这项改革措施是有广泛共识基础的。大家明确了：科学管理既须明确分工，又须紧密合作，并不是分开了就可以各干各的不相往来。分工合作才是管理中的辩证法。

但是，纸上的方针方案是一回事，实践起来怎样又是一回事。时光荏苒又过好几年了，这一方针执行得如何，大家心中都有一笔账。

光阴似箭，我们这些老同志一年又一年的迎春茶话会，个人的年事随着茶话会节节攀高，奔七十赶八十快到尽头了，在院领导的关怀与组织下，到苏北滩涂参观养鱼治碱，到扬州开置换科研试验田现场会。我们也不是白看一回，事后都有个文字表述。

苏北回来不久就传来了养鱼治碱达到预定指标后，就放手包给安徽农民耕种，他们不熟悉苏北盐碱地特性，结果遇天旱，地又重新翻碱，刚种上的幼苗立即死去，个别承包人懂得旱期灌水洗碱就获成功。大多数农民索赔，官司败诉赔偿重金。据说官司前，我方负责人还满有把握胜诉，认为有承包合同书在手，经济责任都写得清清楚楚怎么会输这官司呢！

这次活动，有两篇闲文留待有兴趣者作为闲谈之资：《苏北滩涂访问记——三代科学家苏北滩涂养鱼治碱开发史话》和《苏北滩涂访问记的后记》。前一篇反映了老专家们热情支持，而后一篇则直言不讳，提出了看法：“更应该吸取经验教训的是，这是科学试验地，不是一般的可耕地，科研人员须随时监测，不能放心地向未掌握这门科学知识的外地农民一包了事。这是搞科研，不是纯商业行为，一纸承包书就可当作护身符。农民试种失败了，就算是不向你索赔，也是一次科研失败。试问你前期的治碱工程，花去了多少工夫，花去了多少钱财？这不是更重大的丧失吗？”

这次苏北滩涂养鱼治碱工程，最后一道程序“试种庄稼，本来也应用科研管理方法，而错杂了商业思路，一包了事，功亏一篑。遭此挫折后，有的就对此项目失了信心，闪出了收摊念头。也不去寻找原因，其实这次失败，“责”不在于科研项目，而在于管理方法不当。窃以为，只要这项目方向是正确的，就要经得起风浪；只要善于总结经验以改进工作，就能向成功靠近一步。一遭挫折就想放弃，这有违科研者百折不挠精神，倒是受商业经营思路——什么赚钱就做什么“不在一棵树上吊死”的影响。

马年以后的4年里，人们几乎都被住宅问题所困扰，一直到而今猪年的迎春茶话会，还有这不和谐的声音，不平则鸣。有甚可鸣呢？无不外鸣游戏规则不公，制定规则者不免有些倾向性，于是出现了不公允现象。比如购房打分，增加了学历分、华侨分等等，过去参加革命的工农干部，就被边沿化了，这些执事者甚至还带情绪地说：“你们这些人过去都住大房子，今天也要让别人住住。”“年纪这么大了，回家去歇歇吧。”等嘲讽的话给你听听，使人想到了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这个问题上，有的顾及自己年老体衰，学会了舍弃与淡出的养生之道，有的想想还不甘心，非要争这口气不可，但时势已去，更见力薄无助。这几年我们这个千把人的单位，是否也产生了不和谐因素呢？

从住宅、房地产问题又牵连出了置换院的土地问题，有商业经营头脑的人，以为随着城市发展，这地方地价上涨，应当赶快卖出，到地价低廉地方买进。在这里搞了数十年农业科研的人，以为不然，搞科研怎么能这样随地价的变动迁来迁去呢？试验田与试验室怎么能分散到各地去呢？于是，住宅分配不公的矛盾又转移到卖地问题的争议上了。

在猪年的迎春茶话会上反映出来的问题里，还有科研与开发，那一头为主的老问题；人才的培养与使用，学位、实践孰重等等，新老同志在茶话会上都各抒己见。不妨听听猪年的迎春茶话会的实况录音吧。

请接上音箱然后双击图标     听2007年迎春茶话会的实况录音。这年迎春茶话会，改革29年来各届老院长、老专家门到的最齐全了，并且每人都做了有准备的、精彩的发言，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可作为改革的历史资料保存。

杨殷平2007年2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