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知风

5月31日，武汉市法制网公布了《武汉市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其中，对未婚生育且不能提供对方有效证明的、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其生育子女的，都要按以上征收标准的2倍，缴纳社会抚养费。这对社会上俗称的“未婚妈妈”、“小三”来说，生育后都将面临缴纳社会抚养费的问题。（6月2日《潇湘晨报》）

有必要先解释一下新规中“标准的2倍”。这是基于“《湖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城镇（农村）居民超生1个孩子，将按所在县（市、区）上一年度城镇（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倍分别征收社会抚养费”中的“3倍”这个“基数”。也就是说，这是不同于超生的，对社会上俗称的“未婚妈妈”、“小三”的，比超生更严厉的处罚。

本文不想展开有关“未婚妈妈”或“小三”问题的道德讨论，因为，对于道德范畴的问题，用罚款来处理，是不是于法有据还存在疑问。就此项规定属于“社会抚养费”的意义上说，笔者实在看不出什么积极意义。如果说对超生的罚款是因超额占用了公共资源，那么，还可以通过“社会抚养费”来追偿。但是，“未婚妈妈”或“小三”，并非一定是超生，对其征收超生2倍的“社会抚养费”，是否有必要和依据？

退一步讲，即使“未婚妈妈”或“小三”生了孩子，“不是简单的道德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因同样需占用社会公共资源而征收“社会抚养费”，但相对产生的后果来说，可能也得不偿失。

所谓“社会抚养费”，是指为调节自然资源的利用和保护环境，适当补偿政府的社会事业公共投入的经费，而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费用。虽然其中没有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条件作细化，但对应到对自然资源的调节和对环境的保护，因此涉及到的对政府的社会事业公共投入的经费，说白了，就是对政府公共经费开支的补偿。那么，对“未婚妈妈”的罚款，能不能足以弥补因此产生的公共经费开支？

在贫富二级分化的社会现实下，对“未婚妈妈”采取当地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6倍的罚款，对于经济状况较差的“未婚妈妈”，无疑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难关，甚至日常生活无以为继。对于因此陷入绝境的人，很可能会选择逃跑、藏匿、躲避，还有可能造成的弊端就是卖孩子。而要预防和处理这些问题，撇开能否得到一个合情合理的结果，就涉及到的人力和物力，也是难以想象的。这毕竟不是对于一种大恶的惩罚，可以不计成本，而以“社会抚养费”名义的罚款，本来就是一种社会事业公共经费投入上的算计，如果因罚款引发不可避免的个人困难和社会矛盾，增加公共管理成本，至少在物质成本上得不偿失。

那么，这样的处罚，是否能起到道德层面的作用？也未必！因为，在一个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悬殊的社会背景下，让“未婚妈妈”2倍缴纳社会抚养费，对权贵阶层来说，无非九牛一毛；而对社会弱势群体而言，无疑雪上加霜。有钱的人不怕罚款，罚款更多是约束没有钱的人，这样也是不公平的。而一种不公平的制度，还有什么道德意义？

因此，无论从解决道德问题还是社会问题上考量，对“未婚妈妈”罚款可能得不偿失。武汉大学社会学专家尚重生认为：“靠罚款解决不了超生问题，对于生育来说人人平等，不能说你有钱就能多生。所以应该从更高的立法方面来规范计划生育。”那么，包含在这个总体框架内的“未婚妈妈”，将接受比超生重2倍的罚款，单纯从“社会抚养费”上定义，就已经失去了本意，而且必然会加大社会管理成本。

相关新闻链接：http://epaper.xxcb.cn/XXCBA/html/2013-06/02/content_271223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