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知风

新华网舆情监测分析中心提供给中国青年报的数据表明，从2012年6月至今，短短半年里，已经有11名省市各级安监局局长因贪污、受贿或渎职被转岗或被起诉、停职。（1月27日《中国青年报》）

虽说贪官落马“前腐后继”，但官员在同一官位上短期内频繁落马，就有点“职业病”的味道了。因此，安监局长被喻为“高危岗位”，已成为一个敏感词和敏感官位，一次次触动着公众的神经。那么，安监局长成为高危岗位的根源是什么？也就是说这个岗位的“危险系数”何在？

一个高危岗位，必定存在很大的危险系数，而“危险系数”是指所有可导致危险的情况的类别数。因此，笔者所说的“危险系数”，有关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因为，安监局长的落马，是因贪污、受贿或渎职被转岗或被起诉、停职，而这种罪错的实质，是以社会公众的安危为代价的。看上去这也影响了官员的个人前途，但涉及到更大的社会安危。

遗憾的是，当安监局长因贪污、受贿或渎职被转岗或被起诉、停职时，首先意识到的竟是官位的安危，称其为“高危岗位”，而没有认识到这种以社会公众的安危为代价的贪污、受贿或渎职，必然给社会带来的极大危害。正因为如此，不仅让人对身处“高危岗位”的官员的“得病”情无可原，更觉得这种恶劣行径罪无可恕。

安监局长成高危岗位的“危险系数”

真的是“高危岗位”？他们是“死”在坍塌的矿井里，还是爆炸现场？是“丧命”于毒气泄漏，还是交通事故？不但都不是，而是这些安全事故的发生，都可能在他们的渎职行为中找到关联。所谓的“高危岗位”，充其量是常在没有栏杆的“河边”走，更容易“湿鞋”而已。虽然其中也有更大的权力和利益需求逼他们“睁着眼睛朝河里走”，但其中的“危险系数”，不应该是这个岗位的本身。如果权力运行是正常的，就安监局长这个岗位来说，至少不应该必然存在被起诉或转岗、停职的“危险系数”。

当一个官位变成了“高危岗位”，而且事实上让相关官员频繁地相继“得病”，其中的“危险系数”确实存在。北京义联法律援助中心主任黄乐平认为：“安监局可以对企业吊销执照、停业整顿或罚款，其中有巨大的操作空间，有时罚与不罚甚至取决于领导的个人意愿。出事并受到处罚的安监局长除了确实存在违规违法行为的，也有代人受过的可能。”很明显，“巨大的操作空间”让权力寻租大行其道，贪污、受贿有了滋生的土壤；而“代人受过”，则是上层领导为了追求地方GDP，为一些企业违反《安全生产法》开绿灯。据说没有县委书记或县长签字，安监局进不了一些企业的大门。这些权力寻租的官场腐败和不计后果的政绩追求，才是整个社会面临的“危险系数”。

而更大的危险在于，在权力的“自咎”中，还真把这种社会危害当做了岗位的“高危”了，至少在体制内部，对此表现出了明显的同情或庇护。就山西省安监局原局长拟调任文联工作一事，黄乐平认为，通过干部调动来实行问责，不符合问责机制，某种程度上有庇护干部敷衍公众的嫌疑，不排除通过这种转移方式保护其他人甚至更高层干部的考量，不利于建立完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问责机制。如此说来，是安监局长这个岗位的“高危”，还是权力本身存在着危害社会的“危险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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