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佛陀生日的萨嘎达瓦节后，我们西藏一年的拍摄结束了。为了表达我们的感激之情，我们在摄制组住地精心组织了一场告别聚会，邀请了所有的拍摄人物、他们的家人、县、乡和居委会的干部，以及过去一年中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还专门请了给县委领导做饭的大师傅，因为我们的李师傅把他的火锅店转给了别人，回四川老家了。他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从一年来的接触中，我知道李师傅对这里已经厌倦了。从内地来江孜开店的人越来越多，生意难做不说，混了这么多年，也没交几个朋友，而且和当地人的关系越来越紧张。送别的时候，已经有些醉意的李师傅端着酒杯感叹地说：“今天这席酒是我这么多年喝得最痛快的一次。哎，人生一世，活得本来就不容易，我干吗大老远跑到这么个憋屈的地方来挣钱，又挣不了几个钱。你们知道吗，每次回家我儿子都快不认识我了。老爹老娘也都老了，我也该回去了。”

    我们在院子的阳台上摆了一排长桌，上面铺着洁白的餐桌布，中间并排放着六个自助餐专用的不锈钢容器，里面是六道热菜；六个冷盘则盛在造型精美的象牙白的盘子里，错落有致地摆在热菜的前面。这些餐具都是我们从三星级的江孜饭店借来的，而烹、煮、炖、煎、炸、腌来的猪肉、牛肉、羊肉、牦牛肉、鸭肉和鸡肉可以说把我们大师傅的看家本事都用尽了（藏族人多不喜欢鱼虾）。阳台下面是我们开阔的庭院，透过十几棵茂密的杨树，是围墙后气势雄伟的宗山城堡。我们在树荫下摆了九张大桌子，上面放着酒杯和饮料，每桌旁边是堆得像小山一样的啤酒箱，足足有四十多箱。

    我特意穿了一条藏式长裙，料子是我刚到江孜时在赛马节上买的，配一件蓝色衬衣和蓝色丝绸腰带。我一直都没有勇气穿出这套藏装，试过几次，总觉得好像不属于我。但今天我决定穿上它，我希望所有来的客人都能感到我对他们的尊重。这一年来，就是因为我们尊重他们，他们接纳、信任、帮助了我们。是他们让我们的西藏一年丰富多彩；是他们允许我们用摄像机完整地记录下了他们的真实生活；是他们向我们开启了藏传佛教独特而神秘的精神世界；是他们使我们感受了藏族人在社会转型中所经历的挣扎与苦痛。

    客人们一看到我，眼睛都亮了起来。“哇，你现在是藏族人了！”妇女主任普赤说。她、她的情人、次旦、顿旦、乡村医生拉姆等村里的人坐着我们租的面包车第一批到达。“不过，我要让你更漂亮些，”普赤帮我解开了腰带，重新绑在腰的上面。“这样显得个子高，另外，你一定要昂首挺胸，不然就和我这个老太婆一样了。”普赤确实说在了点子上。不过，老太婆？没有老太婆会穿亮粉色衬衣，外加一条耀眼的黄、蓝和粉红三色条纹围裙。随着我对普赤了解的不断加深，她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交织变换：一个忠心耿耿的乡村干部、一位忧心忡忡的母亲，一个为爱情而不顾一切的情人，现在，她又成了一个追求时尚的女人。前不久，她在辛苦工作40年后被解聘。因为没有文化，她一直没有转正，所以没有退休金和医疗保险。她心中充满了怨气。但是，看着她和情人在树下独自相处的快乐神情，没有人会想到她刚刚遭遇了这么大的挫折。但是，普赤会有办法的，她是一个刚强的女人。

    次旦坐在院子里最远的那一桌，身边围坐着四、五个我从没见过的女人，他说是他在江孜城里的施主。

   “怎么你打算在城里再安个家？央宗大姐知道吗？”我跟他开起了玩笑。央宗今天没来，她要照看洛嘎和家里的牲畜，而顿旦则与村里来的人坐在另外一桌，埋头喝着啤酒。

    “孙老师，你学坏了，”次旦微笑着说。“你现在看着就像个藏族人，你那么喜欢江孜，别走了，在城里我们成个家吧。”我哈哈大笑起来。非常开心能和次丹开这种肆无忌惮的玩笑，这证明我们彼此真地成为朋友了，已经没有了一年前的客套和隔膜。为此，我敬了他三杯——我们俩人把杯中的橙汁一饮而尽。

    三轮车夫拉巴和家人大概从来没有被邀请参加过这样的活动。自助餐台旁可以见到他们频繁往返的身影。开始不久，拉巴就有些醉意了。他端着酒杯晃晃悠悠地朝我走来，嘴里嘟囔着，“你也跟边巴一样，是不是看不起我？怎么都不坐下来和我们一起喝个痛快。”其实，聚会一开始我就特地先到拉巴他们的桌前，给他们敬酒并关照他们一定要吃好喝好。我从心里理解像拉巴这样的人更需要别人的尊重。藏历年后，拉巴、他的女朋友和两个哥哥去藏北那曲打工，原计划干上半年，没想到三周后突然给我们打来一个求救电话。我们在那曲火车站外的大街上找到了灰头土脸的他，头发耷拉着遮住了眼睛，穿着一件单薄的外套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他一看到我就失声痛哭。原来包工头把他揍了一顿，还对他的女朋友达珍动手动脚。他们不仅没有挣到分文，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

    可是今天拉巴容光焕发。“孙老师，等你下次再来时，我已经做爸爸了，”他笑得嘴都快合不拢了。我也吃惊地张大了嘴巴。还记得我们刚刚开始拍摄的时候，他说他家太穷了，没有姑娘想嫁给他。现在，他却要当爸爸了。我不知道拉巴将如何撑起这个家？那么多外地人来到江孜谋生，冲击最大的就是拉巴这样靠体力为生的当地人。但是，我希望拉巴能有新的出路，他的孩子千万别像他一样。

    我在西藏整整一年了，还从未真正喝过一杯青稞酒，藏历年时因为不喝酒，还被敬酒的拉姆医生拿针扎了一下。为了让拉巴不感到失望，我端起了桌上的青稞酒，按照藏族人的礼节，用食指在酒里沾了沾，向空中弹了三下——敬天、敬地、敬神，然后一饮而尽。我连敬了他三杯，第一杯代表我们摄制组，第二杯代表边巴，第三杯代表我自己。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这样饮酒。我一向厌恶喝酒，甚至闻到酒味就恶心，但今天这酒喝起来甘甜、爽口，散发着淡淡的果香，让人回味。

    我长舒了一口气，转身来到喇嘛们围坐的桌子旁，这里没有酒，也无须劝酒，他们喝着饮料，轻声谈论着萨格达瓦节后的计划。他们都需要放松一下，特别是次成喇嘛，他看起来心事重重。白居寺的盗窃案都已经八个月了，工作组进驻寺庙协助破案，到现在还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即使破案了，今后这样的事也难以避免。我一直认为寺院是远离红尘的清净之地，但是从这一年的经历看，远非如此。次成喇嘛的生活似乎被寺院内外的各种烦恼所缠绕，我看到的他永远是忙忙碌碌，我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静心研习佛法。也许，大千世界是禅堂，次成喇嘛就是在各种烦恼中修炼。也许，保持寺庙固有的清静才是他真正的解脱。藏传佛教属大乘佛教，普度众生，方能成佛。我祈祷次成喇嘛功德圆满。

    淘气的小次平在次成喇嘛身边也变得拘谨起来，至少暂时是这样。我真希望他有次成喇嘛这样的师傅，严格但却让人敬慕。次平年纪太小，他无法体会他师傅顿珠的良苦用心，不断的责骂和惩罚只会加剧他的逆反心理。他不知道顿珠因为文革期间在狱中多年，所以希望在徒弟身上实现自己破碎的梦想。尽管顿珠威胁要把次平送回家去，我觉得这只是说说而已。进寺庙做僧人不易，次平只是有些顽皮而已。但是，我也常常反省，我们这一年来的拍摄，是否让次平过多地感受了外面世界的诱惑？寺庙的生活对小次平来说似乎有些平淡枯燥。假如有一天他决定脱下袈裟，这也是他的命吧。

    次成喇嘛他们还要赶回去做晚课，所以刚一吃完饭，他就带着喇嘛们向我告辞。我向他们深深地弯腰鞠了一躬，我很少行这样的礼，这是藏族人对喇嘛的尊重，更是我对次成和白居寺众僧的深深敬意。我握着他的手，答应一定把制作好的片子送给寺庙。次成喇嘛对我们拍摄的内容很少过问——例如我们将如何编辑长达几百个小时的素材，或者影片何时、何地上映。这是他对我们的信任——他的胸襟就像他生活的这块土地一样宽广。

    我们也努力用行动回报我们拍摄人物的信任。拍摄之中，我们给每一个拍摄人物制作了片花；没有他们的同意，哪怕是最精彩的故事，我们都可以放弃；我们定期请他们观看我们拍摄的素材——他们难于相信在荧幕上看到的是自己，那么真实、那么生动、那么虔诚、那么欢乐。我期望我们的影片所记录的一切，能够让人们了解这些看似普通的藏族人一年平凡的生活。我们所有的拍摄人物面临着社会变化带来的挑战，但是他们也衷心地希望保持他们的信仰和文化。如果我们的影片能够通过他们的故事生动而细腻地传递出他们的心声，让人们真正了解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我也就对得起这些信任我的人了。

    我们总共邀请了六十多名客人，只有几个未能参加。饭店老板建藏和包工头仁青正好有事不能脱身，他们专门派人转达了歉意。我衷心希望他们能一直忙个不停，事业兴旺发达。但愿更多的藏族人的日子能像建藏和仁青一样过得红红火火。我尊重当地人的习俗，没有请天葬师平措，这让我非常遗憾。如果他真像人们说的那么卑贱肮脏，为什么又只有他才能把逝者送上轮回之路呢? 没有人能回答我的疑问，我所能弥补的就是派人给他送去一份丰厚的礼品。

    太快黑了的时候，次旦, 顿旦、普赤和村里的人也纷纷告辞。只有拉姆医生带着她的儿子留下来了，要帮助我们收拾一下。次旦临走时来到我身边，“你一直忙着招呼客人，我们都没机会好好聊聊。要分手了，我们家有点东西要送给你。”他递给我一个小布包袱。我打开一看，里面装满了比鹌鹑蛋大不了多少的藏鸡蛋。这种鸡蛋不但很好吃，而且营养丰富，李师傅很少给摄制组买，因为价钱比一般的鸡蛋贵一倍。仁增家平时也舍不得吃，卖鸡蛋是他们现金的重要来源之一。我感动不已。我只拿了三个鸡蛋，我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三个，但这已经足够了。

“我会为你念经祈祷，”这是次旦临别的祝福。

    晚上九、十点钟，我们所有的拍摄人物都陆续地回去了，对于剩下的人好像聚会才刚刚开始。觥筹交错间，“干杯”、“干杯”的吆喝声伴着各式歌声：独唱、二重唱、合唱此起彼落。夜深了，他们又都从院子挤到了屋里，这时已经有十几位醉得不省人事。我们摄制组负责外联的边巴一过午饭就开始喝酒，下午三点多，客人到的时候，他已经有七八分醉意了。按照我们商量好的计划，他应该陪着我给每桌客人敬三杯酒，再负责喝下客人回敬的酒。我知道他的习惯，所以我反复地叮咛，这是他一年之中要干的最后一件事，一定要干好，完了之后他可以尽情地喝。可是到了敬酒的时候，边巴拉已经站不起来了，反倒因为酒醉直言，得罪了不少客人，害得我还得替他打圆场，甚至劝架。但想想边巴拉作为一个学者，能从拉萨西藏社科院到江孜，和我们一起工作了一年，而且承担了摄制组里最艰苦、最困难的任务。如果摄制组没有他，我真的难以想象我们这一年的拍摄能够这么顺利。想到这些，我不但谅解了边巴，而且还被他酒后的真言所打动。

    当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边巴拖上床，最后一个醉醺醺的客人踉跄而去时，这时已经是后半夜了。屋子里乱七八糟，酒气熏天，地板上洒满了啤酒，到处都是喝剩下的空酒瓶。我让摄制组的成员赶紧收拾行李，明天一早他们要到山南去旅行，这也算是感谢他们吧。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一年，克服了高原反应和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圆满地完成了拍摄任务。因为有我们这个团队的共同努力，才有今天的结果。

    我告诉他们抓紧时间休息一下，剩下的事情我来做。“要不大家一起干，明天你也和我们一块去吧？”我们的制片主任说。“你还在这里没呆够吗？你不想在走之前看看别的地方吗？现在还不迟，面包车也坐得下。”看着忙着收拾得拉姆，我告诉她说我们明天请她带着儿子和摄制组一起去山南旅游。她可以休息几天，放松一下，这对她身体康复有好处。拉姆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不停地点头，嘴里念叨着, “tujiqi, tujiqi。“我知道她在说谢谢、谢谢。我帮她在我的房间里搭了个铺，让她早点睡。直到天亮，我都感到她们母子兴奋地没睡着。

    我非常喜欢在西藏各地旅行，这次却一点也没有出去看看的念头。江孜已经让我感到非常的满足。在过去的一年里，我每一天都在享受着她的群山、河流、寺院、城堡、古镇。更主要的是这里的人，那些我认识却还不曾完全理解的人们——倘若能有更多的时间，我宁愿呆在这里，成为他们真诚可靠的朋友，了解他们内心的真实感受，享受他们欢乐的陪伴，从他们身上感悟更多的人生真谛。

    我悄悄地走出房间，站在阳台上。一轮皎洁的明月挂在繁星闪烁的夜空。沐浴在月光下的宗山城堡闪烁着晶莹的光辉，在枝叶茂密的树隙中，似近忽远，捉摸不定。这一年来，这座象征着江孜的英雄城堡一直静静地陪伴着我。我离开江孜之前，一定要登上山顶，向它告别，再最后看一眼寺院、古镇和丰饶的江孜大地。

    西藏一年给我留下了什么？这里既不是想象中的香格里拉，也不是等待拯救的蛮荒之地。它的独特让人心动和神往。我们真实地记录了它的一年。那一年以后，或者十年以后，西藏会是什么样子呢？我凝视着古老而雄伟的宗山城堡，忽然意识到我脑子里并没有在想明天的离去，而是何时重返西藏，重返江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