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一年》电视记录片和书虽然同名，但却非常不同。这本书即不是电视片的脚本，也不是影片的文字叙述。当我用英文撰写的《西藏一年》的图书随着电视记录片在BBC播映出版发行时，英国读者确实有过这样的担心。英国《每日电讯报》的资深评论家里查德.奈而逊读完这本书以后是这样说的：“《西藏一年》这本书远非我原来担心的那样是bbc电视系列片单薄的副产品，曾在牛津大学攻读藏学的书云，为我们呈现的是一个她个人的、有时是令人痛楚的旅程。”

   《西藏一年》的书讲述了影片之外的故事和我拍摄《西藏一年》的心得。电视画面的冲击力，尤其是在西藏这样神奇的地方，有时使语言变得得苍白无力。但是再好的故事，如果没有拍到画面，对电视也就失去了它最重要的价值，尤其是对我们这类跟踪纪实的片子。而书恰恰弥补了电视的不足，并且能够把我们内心深处最私秘、最纯真、神圣的情感呈现于读者。在我整个西藏一年的拍摄过程中，我经历的天葬就是最好的例子。

对藏族人的天葬，很多人充满了好奇和不解。我们拍摄《西藏一年》，就是要反映西藏的普通人，记下他们的喜怒哀乐，记下他们的真实生活。作为最能体现藏族人生命观念的仪式，天葬的意义更是非同寻常。

但是历朝历代，古今中外，人们对天葬这一做法总是难以接受。十三世纪，罗马教皇派遣一名修士前往蒙古，据说他曾到了藏区。在给教皇的报告中他耸人听闻地写道：“吐蕃人具有一种神奇的，或者更应该说是可憎的恶习，这就是吞噬他们的父母。”。清朝最后一任驻藏大臣认为天葬“非德非理，残不可言”，入土为安是最好的归宿。但是在藏区，一般只有患严重传染病或者暴死的尸体才被埋葬，并在上面压一块刻了经文的玛尼石避邪祛害。

我们开始拍摄后不久，我们的一个拍摄人物乡村法师次旦的母亲去世。我们没有能够拍摄到这次天葬，因为我们还没有赢得他们一家对我们的完全信任，但是我参加了次旦和家人为母亲灵魂转世所做的一系列的法事，亲身体验了藏族人面对死亡的坦然、宁静。我把我的感受记录于《西藏一年》的书中。“在他们看来，死亡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它只不过是灵魂和肉体的一次分离，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另一个生命的开始。全世界，可能只有藏民族对死亡是如此的超脱，没有丝毫畏惧。所以在他们眼里，用人骨头做头骨碗、胫骨号、骷髅墙不是残酷，而是释然。”

 在我们的拍摄快要结束的时候，白居寺的一个喇嘛去世了，我们拍摄了送葬的过程。实际上，天葬完全不是人们想象中那样残酷，它是一种奉献，藏族人就是这样一生身体力行，直到把自己的身体献给兀鹫，从而完成生命中最后一次施舍。就如天葬师平措告诉我的：“施舍是藏族人的天性，无论生死。兀鹫只吃死的东西，如果我们把尸体埋葬或者火葬，兀鹫就会饿肚子，那就太残忍了。”

     不同的民族，不同的信仰，对同一事物的看法如此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就是这种距离，才使得天葬成为好似不能涉及的禁区。今天，不论世人用什么态度来看待它，无论是否相信灵魂由此能得到更好的归宿，天葬的确是一种自然而生态的回归。

天葬师平措还告诉我，兀鹫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动物。他继承父业很多年，从来没有见到一只死去的秃鹫。藏族人相信即使兀鹫临死，也要腾空万里，拼命朝着太阳飞去，直到太阳和气流把它们的躯体消尽。

 我在书中写道：“无论岁月如何流逝，我头脑中总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清澈圣洁的念头，那就是，在生命的最后，展开双翅，奋尽全力向太阳飞去，冲进那七彩的无边光辉，融入碧蓝如洗的万里长空之中……”

但是，最终我只是把我们拍摄的天葬作为素材保留下来，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学者留作科研资料，而没有用在片子里，这是对藏族人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