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时期，唐太宗对于隋炀帝的盲目排外，不以为然．其曾对侍臣说：“隋炀帝性好猜疑，痛恨胡人，改胡床为交床，改胡瓜为黄瓜，筑长城以避胡，有何效益？”贞观四年，西域各国派遣商使来朝，太宗准备亲自迎接，表示重视，这时，大臣魏征说道：“听任外商往来，与边民互市，就可以了，待如上宾，反而不好。”于是，太宗方止。由于有了唐朝政府的大力支持，因此，外商得以自由往来，互市互利。这也成为了唐王朝的一项对外政策。

由于商品经济对外开放，大批的外商也不断涌入中土。而当时外商主要汇集在以下三个地方。

一是长安。朝廷将长安划为外商集中区。这里的外商主要由西域丝路而来。他们有的开“酒家”，借“胡姬”陪酒赚钱；有的办“当铺”，当时称“质库”，有的建“波斯邸”赚钱发财，也就是现在所谓的放高利贷。然而更多的外商是做珠宝木材生意。

二是扬州。扬州依傍运河，成为南北交通的枢纽，商品经济十分发达，对长安和广州的外商有强烈的吸引力。肃宗时，有人曾率军大掠扬州，仅大食，波斯外商就死了几千人，可见当时扬州外商之多。

三是广州，这里的外商的人数最多，主要由还海上丝路而来。玄宗时，广州江中停泊的婆罗门，波斯等外国的商船不计其数。船上“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大食国等一些国家的外商也往来如鲫，争夺生意。传闻，唐代广州的外商最多时，达到十多万人之多。

唐代的外商大多称为“商胡”，商胡在唐代文献中，亦称为“贾胡”，“番商”等，而更多的称为“番客”，主要是指大食（古代的阿拉伯帝国），波斯（今伊朗）的穆斯林商人。他们是我国回族的先民。据历史记载，大食曾派了37批使者来唐，而个人自发来唐的更多，他们的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内陆沿海。

通过与外国通商，给唐王朝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每年的商税，市税收入，广州市舶使的关税收入，在唐王朝每年的财政收入中占了很大的比重。不法的官吏百姓也趁机发了财。凡是在广州做官的，“无不捆载而还”。安禄山在叛乱之前，曾利用职权，与外商合资经商，每年得“珍货数百万”。定州人何名远，更在官府驿站旁开黑店，专以偷袭外商为业，最后“费财巨万”。而由于官吏的剥削，经常也激起外商的反抗。武则天时，就有外商刺死广州都督路元睿，然后航海亡命。肃宗时，大食，波斯外商联兵焚掠广州城，广州刺史吓得翻墙逃走。尽管出现了如此多的弊病，但唐王朝都没有改变既定的政策。这无疑是唐王朝经济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