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岁月里，他的处境是艰难的。但他觉得：别人走在康庄大道上可以前进，他在崎岖的小路上也同样可以前进。他不理会别人对自己有什么看法，也不考虑他受到的各种不公正待遇，想到党对共产党员的要求，便一往无前地向前。

一九五三年前，他和同志们一起过供给制生活，一个人倒也无忧无虑，快快活活。后来组织了家庭，要抚养四个孩子，加上老母亲和侄女，一家八口，生活的负担就很重了。他的工资，因为犯“错误”，长期不调整；他爱人也是教师，也是低工资，两个人挑起八口之家的担子，有一段时间又分居两地，日子就不容易过了。所以，在粉碎“四人帮”以前，他家长期都处在物质奇缺的威胁之中，风雨飘摇。一家住在狭窄的房子里，每天都是粗菜淡饭，什么“过年”“过节”，他家是无缘的。也从来不过“生日”。孩子们穿的衣服，破了补，补了又补；老大传老二，老二传老三。孩子的衣服都是不合身的，两三岁的孩子，穿七八岁的衣服，起初做的时候，就想到要穿好几年，加大尺码，等到个子长大不合穿了，又把袖子、裤子接长。他妻子产假时，都没有营养补充，和家人一样吃粗劣的饭菜，把身体搞坏了。每想起这些往事，他很难过，觉得很对不起她。除了吃饭，他没有多余的钱，所以因事外出在市区内从南到北十多里的路都是步行，舍不得坐公共汽车。他在国内外也有一些较富裕的亲友，如果向他们求援，他们是会帮助他的，但他咬紧牙关，勤俭持家，坚决不向任何人伸手。也不向单位要“困难补助”。如果说人穷志不短，对于艰苦的物质生活他还能不介意的话，那么，那些政治上的歧视，就使他觉得难受了。

首先是“包庇反动地主父亲”，“敌我不分，丧失立场”这些结论压在他身上，对他限制使用，使他如背重负那样去工作。其次是他的问题株连全家。他妻子在四十年代后期就接受进步影响，为地下党做了一些工作，是个追求进步有强烈事业心的人，人们昵称她“老积极”。五、六十年代连续十年被评为市的先进教育工作者和其他各种荣誉称号，教学是不错的。她又迫切要求进步，争取加入中国共产党，单位党组织也认为她符合党员条件，曾经列席支部会议，就因为他的株连被搁置了，使她抱憾终身。长子因为他的影响，长期插队得不到照顾，造成许多困难。大女儿自上幼儿园开始一直到高中，连年被评为优秀儿童、三好学生，她多次迫切要求加入共青团，每次都是班上首批培养对象，但最终都不被批准。直到有一次她到玻璃厂参加义务劳动，当她推着车子运送玻璃制品时，对面来了一部大卡车，因为路窄，她推的车子无空隙避让，只得奋不顾身地孤身挡住车子，几个玻璃制品还是被碰坏了，这本来不是她的过错，但她却主动诚恳作了自我批评，并把赔偿损失的钱送交工厂。当时是“文革”后期，工厂青年职工纪律很差，作风不好，对比之下，厂领导觉得这个女孩的表现是难能可贵的，这件事使工厂的领导十分感动，公布事情经过，召开全厂职工大会表扬，向全厂的职工进行教育，并写信到学校表扬她，退回赔偿的钱。这件事传到学校后，老师和同学都称赞，并提出：这么好的同学为什么不吸收入团呢？于是，他的女儿才入了团。

他的次子从幼儿园到高中，历年也都被评为优秀儿童和三好学生，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毕业，年年都被选为班长。学业和工作都很出色，有广泛的兴趣和办事能力，集体观念强；是许多活动的组织者和主持者。他初二年级便带领同学组织团章学习小组，争取加入共青团。后来到了初三，高一，全小组的成员都入团了，就只有他这个团章学习小组的“老”组长不能入团！他哪方面不够条件呢？他学习成绩优秀，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优秀学生干部，又是文体活动骨干。工作、劳动都带头干，只不过受爸爸株连！而爸爸妈妈还是从正面从严教育，要孩子经得起考验，严格要求自己。后来，一些教师也看不过眼了，为这个男孩仗义执言，他才于高一下学期入了团。儿子1978年上大学后，妈妈整理他留在家的书籍文具，发现他历年给团支部写的思想汇报就有厚厚几本，字里行间跳动着向往组织的赤子之心，情词真切。妈妈看着，禁不住流泪了。

长期的政治歧视，比什么打击都难受。它使孩子纯洁的心灵受到创伤，对人间许许多多的问题迷惑不解（由于家长从来没有对孩子诉说自己的痛苦，孩子毫不了解个中内情，）；做父母的更是哑子吃黄连。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和妻子还是理智地控制情绪，坚持从正面教育孩子要正确对待，严格要求自己。孩子能正确对待，一上大学就被选为团支部书记，连任四年，是大学的优秀团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