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香港》 2011-08-24

 

                                           ------孙源

     1941年12月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9日早晨我去上班，经理奥尔（R Ohl）命我立即截止账册，把所有流动资金存入东方汇理银行。公司完全停止营业，清理内部。在战争时期，职工们有的每天来一下，有的隔一两天来看看，大家碰个头。战事剧烈时，大家各自在家。12月25日，香港政府投降，市面平静，大家又开始在公司碰面。过不多久，日本占领军征用法国邮船公司所在的整个大厦“皇后行？（看不清---录入者注）”（ 邮船公司在三楼占一部分），下令一天内腾出房屋。公司职工全体动手搬运，将二十多年的文件、档案、账册、单据等搬到汇理银行楼上一间屋内堆存。这以后连个碰头的地方也没有了，经理约大家每天上午十点在东方汇理银行营业大厅会面，后来改成每星期见两回。但有来有不来的，因为薪水已停发，谁也管不了谁了。

     1942年3月，看来复业一时半会没希望，副经理先离开去了越南，经理宣布解散，一切战后再说，各自自谋生路吧。经理知道我是上海来的，说资金已冻结，我现在无法付你钱，我给你写封信，你若能回上海，可找上海的远东总经理。他写明了停薪情况和日期，并写了一份我的工作表现和因战争关系不得不辞退的证明。然后领我去法国驻港领事馆，批注并盖章。

    香港刚沦陷时，东江纵队派人潜入香港协助民主人士、进步文化人脱险。胡绳、吴全衡夫妻临走前来我家告别，他们知道我妻子刚刚生下孩子（1941年12月23 日），又有五十多岁且小脚的母亲，走不了。所以执意要给我留下些美金，但我婉拒了，因为我知道党给他们的经费不多，也很困难。

     在香港逗留的日子，我经常不能回家，躲在“华商报”的印刷所（有利印刷公司）的仓库里，而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十分放心不下。后来局势稍微缓和，没有工作，没有工资，物价飞涨，家里的钱用光了。我为生计摆摊卖过豆浆，卖家里的家具、衣物。1942年4月趁日军疏散人口，我携眷乘日轮“白银丸”抵达广州湾（今湛江）。不意经理也乘这艘船，但他是头等舱，我是统舱，所以一直到下船才在码头上碰见。他带了中式红木家具和几十个箱子，忙着指挥工人搬运，顾不上和我细谈，只说要去越南。在广州湾遇邮船公司同事蔡国钢送我了500法币，我们才得转道柳州。到柳州已一文不名，但有在张发奎部队任职的大舅子沈振黄（他是我中法学堂的同学，是共产党员，于1944年牺牲，这是我们见的最后一面）安排、帮助，才暂住下来。

     我们在柳州休整一月，继续向大后方桂林进发。一路千辛万苦，途中还遭遇过日军空袭，乘坐的汽车翻了，妻子受了伤，孩子被压在人堆下，扒出来都不会哭了，急坏了一家人。幸亏只是惊吓，孩子没有伤，但此次落下毛病，一直低烧到五六岁，而心脏病却将伴随我这孩子终身。5月一家老小终于到了桂林。

    （后来我们在清理遗物时发现了哥哥在香港的出生证，写的是孙小南----当时顾不上取名，临时的。父亲还说文革时红卫兵抄家，发现奶奶、妈妈和哥哥从香港进入内地时国民党政府开给难民的身份证件，因为上面有青天白日的证徽，他们以为是国民党的党证。来拷问我，他们是什么时候加入国民党的。我自己的不知是不是丢了，还是他们认为我必然是，倒没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