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迟（1914年10月15日-1996年12月13日），原名商寿，诗人、散文家，小说家，评论家、翻译家。
徐迟出生于浙江湖州南浔镇，那是座美丽的江南水乡古镇。湖州与嘉兴紧邻，而母亲的先祖居住在乌镇东栅离徐迟的老家也不过二十里左右，至我外公十几岁才搬家到嘉兴北门外。小时候我母亲十分留恋常常深情地说起故乡，所以看到徐迟书中的描述：“苕溪之水，从湖州出来便扇形展开为七十二条小港。......最北边一股经过南浔时，从西栅......进入小镇，......然后从东栅流出。”“鳞次栉比的座座楼房的青砖黑瓦，粉墙明窗，就坐落在它们上面。......临水的一面都有桥石，可拾级下降到水面，.......”就不禁想起我的母亲，那自豪和陶醉的神情历历在目。怪不得父亲说：他们两个碰到一起说起老家兴致勃勃，竟会让父亲插不上嘴。
上海
我不知道父亲与徐迟何时相识，始成为一生的好友的。徐迟1914年出生，1927年，在南浔中学念书。这年秋，第一次去了上海。1928年，在上海光华大学附中(今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念书。我父亲是1912年出生在上海的，小学一直读到大学，1933
年初去了香港，那时父亲也爱好文学，从他19岁第一篇“小文”被发表，“大受鼓舞”开始了孜孜不倦“到处投稿”，虽然有发有无下文的，但却认识了很多文化人，当然也少不了和他一样的文艺青年。
香港
徐迟1938年5月，和戴望舒一家到香港。
“1939年，李国安（李汉平）、苏重明等组建香港职业青年抗日救国团体：“香港文员协会”，邀我担任学术部主任（宣教委员）。负责组织读书会，时事报告会等，我曾邀请乔冠华、刘思慕、林焕平、黄药眠、梁若尘、金仲华等作报告。请不到人时我也做过时事报告。而读书会就在我家举办（时事座谈会，由乔冠华做导师）每周一次。参加者有冯亦代、徐迟、邵公文、张朝同、张宗祜、时宜兴、袁水拍、郁风、等十几人。
这之前，我还参加了“香港业余联谊社”，这里是上海来港的青年为主，所谓不懂粤语的“外江佬”。
李汉平、苏重明原来也是这里的积极分子，但他们只会粤语，不会国语，于是拉出来，另建了个组织。两个组织宗旨都是抗日救.亡，所以关系很好。因为我到港时间较长，会粤语，所以他们到联谊社协商让我去帮他们。由于两边不能兼顾所以我不再担任这边的职务，但请到名人做报告，两会也会联合活动。
“香港业余联谊社”本来是1938年上海成为孤岛后，总部原在上海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央信托公司、上海储蓄银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以及其他商行和机构，纷纷把总部迁往香港，随之而来了一大批雇员。其中比较先进的青年们常常聚会，唱救亡歌曲，宣传抗日。参加的人越来越多于是正式成立组织，人数曾达上千。”
孙源：《我的革命经历1在香港（1935年-1941年）》
“ 1939年参加另一个职业青年救.亡.团体：香港华人文员协会（以香港出生的职业青年为主）。我任理事兼学术部主任（即现今的宣教委员），负责组织读书会，时事讲座（请过乔冠华、金仲华、林焕平、黄药眠、刘思慕、梁若尘等国际问题专家来会作演说），创办图书馆，出版会刊等，以传播进步思想，推动抗日.救.亡，反.独.裁，争.民主运动。（旁证人：张宗祜、黄思静、李国安、谭廷栋、邵公文、冯亦代、徐迟）”
重庆
孙源：《我的革命经历2在重庆（1943年-1946年）》
“我尽可能设法使法国人与（法国新闻处处长是法大使的耳目）多与我党接触以了解我革命事业。李公朴在教场口被特.务殴.打后我法国新闻处处长前去慰问。（战时重庆外国使馆新闻处共有四个：美国新闻处有刘尊祺，苏联新闻处有霍应人，英国新闻处有徐迟，法国新闻处有孙源，都是党熟悉的进步文化人或党员）。”
北京
徐迟
1949年8月，到北平，出席第一次中国文代会。任英文刊物《人民中国》编辑。1961年，离开北京，举家迁入武汉，《诗刊》副主编、《外国文学研究》主编。
徐迟《江南小镇》717页
“八月初始的一个晚上，孙源刚来到北京，他也要进我们这个单位。刘尊祺找几个人去开小会，那时大家都在南河沿住。我到了局长办公室里就座，发现座上就这么四个人，一个是重庆时期在苏联大使馆新闻处工作的亚克（霍应人），一个是重庆时期在法国大使馆新闻处工作的孙源，我是重庆时期在英国大使馆新闻处工作的，而刘尊祺自己正是重庆时期在美国大使馆新闻处的中文部主任。四个人一坐到一起就发懵了似的，发现竟然是我们四个人，现在来筹备这个国际新闻局的班子，太妙了！真有趣！大家哈哈大笑。我们当然有很多共同的话要商谈了。”
徐迟《江南小镇》720页
“日子一天天过去，九月二十一日，新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开幕了。乔冠华已经海路到大连，转道沈阳，到了北京。刘尊祺和他都是新政协代表。孙源因为要给意大利共产党的《团结报》记者当翻译，也有幸出席了开幕式。”
孙源：《我的革命经历4在北京（1949年8月-》
“ 1949年9月上旬，胡乔木召我去，交代我一个任务：意大利政治局委员斯巴诺以团结报记者名义来华访问，要我陪同作翻译，我陪他到中南海访问过毛主席、朱总司令、陈毅，参加中央举办的宴会。北京市方面由刘仁安排，访问过彭真、张友渔，北京市各局局长，西四区委书记杜若等，陪他作为记者列席政治协商会议，参加开国典礼。.....
我的革命工作，除了已故世的外，可略举：夏衍、萨空了、黎澍、张友渔、陈原、冯亦代、徐迟、徐盈、郑森禹、于友、戈宝权等作旁证。”
《走进新社会》-----孙源
“1949年8月13日，我到达北京。当天叶周（由新华社借调来做总务工作）来接我，就住进南河沿13号国际新闻局筹备处。筹备处当时已有十余人，都是熟人，有霍应人、徐迟、冯亦代、张企程等。还有几个未住在筹备处的如袁水拍、戴望舒等。”“他又以记者资格列席政协大会，我陪着他倾听首长报告，旁听各民主党派的讨论。斯巴诺受邀参加建国典礼，我也幸运地陪他在天安门观看了开国大典。至始至终的陪随我不敢有丝毫的疏忽大意，每天晚上都用电话向胡乔木请示汇报，因为那时中央领导工作忙，往往要三四点才接通电话。北京市曾派一位边姓同志帮助联络，后又从天津调来一位姓施懂法语的青年准备替代我陪他去外地访问。10月6日送走斯巴诺后，我才回到国际新闻局。此时国际新闻局已正式成立并迁到国会街新华社院内。”
徐迟是位极具才华的人，渊博勤奋，因而作品涉及知识面很广。写过有关音乐戏剧的文字，如《世界之名音乐家》、《歌剧院及其它》及《音乐家和乐曲的故事》，也有很多诗词、散文作品，还写小说，甚至幻想小说，最为人们熟知的是他的报告文学。
他笔下的人物，如《哥德巴赫猜想》之陈景润、《地质之光》之李四光、《生命之树常绿》之蔡希陶、《在湍流的涡漩中》之周培源，等，都是在各自专业中卓有建树的科学家。徐迟倾心于科技题材，为科技人员立传塑像，颂扬科学精神，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哥德巴赫猜想》轰动一时，还有《祁连山下》《刑天舞干戚》、《结晶》等也感人至深。
徐迟与父亲年龄相仿，兴趣相投，生活的地域又多有交集，还在一个单位（国际新闻局后改为外文局），一座办公楼里同事十几年（1949-1961）。徐调至武汉后两人仍然保持着书信往来，可以说是相知相交的老朋友好朋友。
还记得那那一天回家，父亲含泪告诉我，“徐迟走了。”这消息让我吃惊，父亲沉痛的语调，哀伤的表情，让我感受到了他们之间是有着怎么不一般的深厚友谊。
我的父亲从小有写日记的习惯，但在那个时期，都被hwb抄走了，（包括我们孩子的日记）。日子正常后父亲曾经动过写回忆录的念头，但让母亲“还没吃够苦头？！”的一盆冷水浇灭了。现在我也只能从父亲单位档案中抄来的履历里略知一二。其中倒是多次提到徐迟，但太简略了。
幸运的是
我在国家图书馆查找父亲的资料时，曾经偶遇一位正在读博士的学生，她研究的叶君健等也曾经和父亲孙源是同事兼朋友，所以我们互留了通讯方式。年初这位小朋友看徐迟的自传《江南小镇》时见到书里提孙源，赶快就告诉了我。还有就是父亲老友的后辈和因追寻共同的遗迹认识的朋友，陆陆续续提供了不少线索，才使有关父亲的资料渐渐丰富起来。
不过仍然很遗憾，小时候我们不关心大人的事，后来下乡插队，在外地工作，探亲来来去去总是匆匆忙忙，相隔近二十年好不容易回了北京，又尽忙着自己的事情，等我们安定下来老一辈已经垂垂老矣，一些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再没有机会去倾听，探求他们的历史竟然成了大海捞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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