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官员收红包 不靠登报靠法治

    文/龙敏飞

11月13日，安徽宿州市委书记、市长等34名市级领导签订“杜绝红包现象，纯洁人际关系”承诺书，承诺不以嫁娶、乔迁、生子、升学、参军等名义借机敛财等。14日，这份有34名领导亲笔签字的承诺书，刊登在宿州市委机关报《拂晓报》上，此事引起社会各界热议。对于蜂拥而来的关注，宿州市回应称：登报承诺就是为了表明拒腐决心。（11月18日新华社）

宿州市34名市级领导登报承诺拒绝红包、纯洁人际关系，称是为了表明反腐决心。对此，社会有弹有赞，“弹”者认为此举有作秀之嫌，毕竟，宣示反腐决心不是看你说了什么而是看你做了什么，且拒绝红包、表明反腐决心等都是官员应该遵循的职业底线，的确没必要过于“高调”；而“赞”者则认为敢于以登报的方式来承诺，并将反腐决心晒出来，就是有勇气有魄力的举动。

这些观点，其实都有道理，因为这二者并不矛盾，而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毕竟，对34名市级领导“登报拒绝红包”的举动来说，公众看的，自然不是广告而是疗效。如果官员承诺了且做到了，那自然是最优选择；如果官员承诺了却没有做到，那丢人就丢大了。

正如《人民日报》微博所言：“收红包本为党纪国法所不容，既谓底线，何需重申？更该看到，自律不如他律奏效，承诺不如监督有力。除了公开承诺，还需畅通便于公众监督的渠道，在众目睽睽之下，官员们才不敢收红包。”客观来说，登报拒绝红包，仍是一种对自我监督的迷恋。但事实上，真要官员们拒绝红包，仍需充分发挥公众监督的作用。自我监督的可靠性与公众监督相比，的确不值一提。登报拒绝红包是公开的第一步，接下来如何拓宽公众监督的渠道，仍是摆在眼前的核心问题。

从过往的经验来看，一些喜欢秀廉政语录的官员，也有不少是“台上高调反腐，台下大搞腐败”的。如最近因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调查的贵州省委常委、遵义市委书记廖少华。廖少华在遵义履职不过一年多，廉政语录却有大把。今年6月，遵义市党风廉政“警示教育月”启动，廖少华就提醒领导干部要坚守“三道防线”、“廉政五关”。而据遵义市政府官网显示，廖少华在各类会议中做廉政讲话8次，两次调研中专门强调廉政建设，还观看了反腐倡廉文艺汇演。可就是这样一个在言语上非常“倡廉”的官员，最终还是“腐败”了，令人唏嘘之时亦让人反思。

因而，对于反腐，应“不靠承诺靠法治”。北大法学院教授姜明安认为，要反腐要拒绝官员收红包，“不仅要求官员申报，还要求相关部门对申报的内容进行调查、核实，以去除申报中的水分；对于虚假申报的，还应进行严格的问责。明确申报、核实、问责三个环节，才算完善的财产申报制度。”事实上，也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杜绝官员收红包，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反腐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