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绝“超载月票” 先降“物流成本”

    文/龙敏飞

记者调查发现，在河北永年县和邯郸县，“月票”被货车司机称为“买路费”，永年县的路政、运管和治超站打包价为3200元，邯郸县价格是1550元。通过当地司机，记者以1550元的价格，从邯郸县路政执法人员手中购买到一张“月票”。购买月票后，售卖的执法人员会登记车牌，超载上路被查后，只要出示“月票”，就可顺利通过，不受处罚。（8月12日《新京报》）

“超载月票”像一部连续剧，跨越地界、跨越时间，在各地频频上演。早在2006年，河南X021线荥阳贾峪超限检查站就开始发行“超载月票”；之后在陕西米脂县、河南淮滨县等地，也接连爆出“超载月票”。如今，这部连续剧“接力”到河北永年县和邯郸县了。一样的情节，不一样的地点和人物，却有着本质一样的“违法与违规”。

频频上演的“超载月票”，不仅是法治之耻，也是变相地收取“保护费”，更是对超载这般违法行为的“变相纵容”。源于此，网上对此的批评与质疑，也大多聚焦在“执法者知法犯法”的层面上，继而强调，必须对相关负责人严刑峻法、以儆效尤。诚如斯言，超载行为背后，不仅是“违法违规”，更会给公众的生命与财产安全带来安全隐患，进行规范是应有之义；而“超载月票”的诞生，不仅有滥用职权之嫌，更是间接地“草菅人命”之虞，毕竟，“超载月票”的危害性毋庸置疑。

不过，无论是司机的超载还是执法者的“知法犯法”，都不过是污染的水罢了，而真正污染的水源其实是“物流成本极高”。我们时常在新闻中看到超载司机无奈的话语——不超载不赚钱啊。这意味着，当真正的罪魁祸首是“物流成本高”时，我们过分苛责执法者和司机，的确有“拣了芝麻丢了西瓜”之嫌。当“水源”坏了，执法者再“浑水摸鱼”的确可耻；但让“水源坏了”的制度和政策，其实更加可耻。

具体到物流成本高，有人曾统计过：一公斤货物通过公路运输从上海到贵州需要花费6~8元人民币，而从上海通过海运运到万里之遥的纽约却只需花费1.5元人民币。这真是现实的讽刺剧。此外，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永军也表示，我国的物流成本和发达国家比很高，这些年占GDP的17、18%左右，美国只占到8%。当“物流成本”成为司机不能承受之重，司机想方设法超载，而当地执法者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实有着其某种必然的逻辑。

换言之，在“超载月票”背后，其实有着“多重沦陷”——执法者的沦陷、司机的沦陷、物流成本高背后政策的沦陷等等。当问题本身是多个切面的，便应抓住核心问题，而这“超载月票”背后，物流成本问题无疑是“导火线问题”。换言之，只要降低“物流成本”了，让司机不超载也能赚钱了，那“超载月票”的生存空间便会逐渐消失，这是自然而然的逻辑。

可喜的是，今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重点工作部门分工方案》。《方案》强调降低流通环节费用，坚决取缔各种违规及不合理收费，降低偏高的通行费收费标准。这般做法，的确是降低“物流做法”的“招数”，如今只希望这能尽快落实到位，被各地所“严格执行”。毕竟，要杜绝“超载月票”，先降“物流成本”是绕不开的话题，也是“治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