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烛光前

中国的收藏圈是一个非常愣头青的地方，里面有许多噎死人不眨眼的规矩。像什么“一货一家”，一件古玩在出手之前，只能给一个买家过目，如果卖主让第二个买家看了货，那么他就会背上“脚踩两条船”名声，以后再也别想在收藏圈里混了。不少稀罕玩意的卖主，因为这条规矩，在交易中吃了大亏。比如最为著名的铜器“司母戊鼎”最初只被卖了四百大洋，这只是它最终价格的万分之一不到。再比如王羲之的《临诸葛亮帖》最初只被人卖了二十块大洋，而艺术价值远在其下的《伯远帖》却被估价七十万大洋。

这种情况直到80年代初，还时有发生。最为著名的一个案例就是马未都，他曾经在河北农村的一个大集上花5毛钱买下过一个“茶叶末”釉笔筒，一小时后又以2000块的价钱卖给了一个北京的收藏家。短短一顿饭的功夫，就赚下了自己一年的薪水。

听说东北有位社会贤达，他很少出去工作，每月收入也只有低保而已，但终日出没上流会所，出手也极为阔绰。一到用钱的时候，就跟朋友借钱。奇怪的是，朋友却从不驳他面子，原因谁都知道，但谁也不明说，如果实在看不出还钱的意思，就让这位贤达把他祖上留下来的一套不断在升值的明朝瓷器交出来抵债。只不过迄今为止，还没有人主动捅破这层窗户纸而已。

既然收藏品这么有魅力，也就难怪大家为了买到一件好玩意，不惜起早贪黑了。早年间，无论是多么有来头的玩家，要想买上一件上得了台面的玩意，都得在午夜后就从床上爬起，向城郊的文物集市移动。

决定一件古玩是否成交的时候，买卖双方根本不说一句话，全凭感知对方隐藏在袖口中所伸出的手指。如果觉得价钱谈不拢，卖主扭头就走。如果买卖成交，也绝不和卖主多说一句话。远远望去，暗夜中设在土包上的文物市场在手电昏暗的灯光里时隐时现，犹如坟场一般，所以北方人也把这种地方叫做“鬼市”。北京的潘家园、天津的洋货市场以前都是这样的地方，直到近十年才有所改观。

不过，将收藏品交易进行的如此神秘，也是有它的道理所在。在传统收藏品市场上，相当大的一部分货源来自于盗墓，货主只求东西尽快出手，绝不希望发展什么固定客户。卖主也不大可能反过头去，再去找买主。所以在不知不觉中，在中国的收藏品交易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货到地头死”。

不是说“买的没有卖的精”吗？在收藏市场上，不是这么回事。有了“货到地头死”这条规矩，无论是买家“打眼”还是卖家“漏货”双方都无从后悔。就像一位老古董商所说的那样，在收藏这行里面发迹，不凭势力，全凭视力。

不过卖家也不打算老这么吃亏下去。90年代初，拍卖机制被引入了收藏品市场，卖家让所有的买家竞相出价，而不再遵循“一货一家”的古老行规。这样一来，文物卖家的出现“漏货”机会大大减少了，再加上拍卖公司一个劲地忽悠，没有一个卖家不出血的。还记得年初那场拍卖兽首风波吗？一个原本一千五百美元的东西，只是因为它是圆明园的东西，经由收藏家和佳士得公司联手炒作，价格就飙升到上亿人民币。

如果光是出血，也就罢了，卖家觉得自己占的便宜还不够大。因为就算是文物，也不是每件都可以炒作的。圆明园的兽首你说它附着了中华民族的悲悯情结，那么从一个普通民窑小碗上面又能看出什么？总不能在每件拍品上都讲一个动人的故事吧，就算把好莱坞所有的编剧都拉来也不够用，当所有的故事都编完以后，看这些古玩虫子还吃什么？

有个新加坡人在铺天盖地的通货膨胀面前感到不知所措，不知从哪里听说收购中国文物可以躲过一劫，这个老头连挪带借，凑了两亿美元，见拍卖会就钻，见中国文物就买，终于在一年之内，将他的所有资产变成了文物，总算躲过了金融危机。当经济危机过后，老爷子想起将这些坛坛罐罐变现。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过于实诚，在将这些收藏品交给拍卖公司之前，他决定为这些宝贝做一次系统的鉴定。

几个被请来的鉴定师花了好几天时间，却并不是用来决断眼前的物件是真是假，而是在商讨如何将鉴定的结果告诉雇主。可能是不好意思当面告知，鉴定师决定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立场。

不久，老头收到了一份鉴定结论书，自从他看到结论书的内容后，就变得口齿不清，只不断用中文重复着一个词：“新加坡！新加坡！”家人猜了很久，才明白他的意思，这是文物鉴定书的基本结论：“新、假、破。”

上面的故事只是赝品给买家带来的一次小小不幸，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近些年随着文物市场的火爆，做旧专用的硝酸银价格也一路看涨。也难怪，这玩意只要几克，无论是瓷器、家具还是玉器，都能在短短几天身价倍增。更重要的是，就算被识破了，卖主也不用承担责任，因为“货到地头死”这一古老行规还在起着作用：“买错了东西啊，下回长记性呀。”至于已经出售的货物，则决计不肯退赔。

但如果吃亏的收藏大家，那又将如何？解决的办法很简单，把文物再倒给国家。反正那些博物馆里的鉴定师都是他们的徒子徒孙，当师傅的都上了当，当徒弟的哪有不跟着吃亏的道理？前几年，故宫的门票一涨再涨，听说也是赝品收的太多，不得已在门票上找一点平衡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