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殷商甲骨文中，“教”字被形象表现为：儿童在棍棒体罚的威胁下，教下一代尽“孝”。而甲骨文作为一种成熟的文字，具备了“六书”的特征，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演变过程。换言之，“教”字形象的出现有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教育惩罚”有着一个非常遥远的过去。如果把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刻符作为甲骨文的起源的话，依此类推，“教育惩罚”的历史可能有6000年，早于奴隶制国家的诞生。

可见，我国的教育惩罚有着悠久的历史；由于它的出现早于奴隶制国家的诞生，这说明惩罚没有染上统治阶段的意志与价值，本质上它只是一种工具、一种手段，是中性的。那么能否说明惩罚是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必然发生的一种规律呢？从古文字学的角度讲，“教”字的甲骨文形象表明，惩罚是教育中与生俱生、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是教育过程中的一种内在表现、内在必然。随着生产力水平的缓慢提高，尤其是在氏族公社晚期，人类的社会性明显增强，教育内容中不仅包括生产劳动教育，而且增加了生活习俗教育、原始宗教教育、原始艺术的教育，以及体格和军事训练；到了奴隶社会，又增加了各种艰涩难懂的文化教育和枯燥繁杂的道德教育等。这些教育内容，儿童不可能像早先一样，本能般地就可学会和掌握，比如，天书一般的甲骨文就很难学。此时，教育过程中外在力量的逼迫，如惩罚的出现，就具有某种必然性。以上对汉字演变过程的简单分析和“教”字的甲骨文形象，恰好说明这一点。换言之，教育惩罚是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然发生的一种现象，或者说是文明继承与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

教育家杨贤江说：“自有人生，便有教育。”我们不妨大胆地在后面续上：“之后便有教育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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