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中国社会目前分配不公、贫富分化严重，也就是说少数人掌握了绝大多数社会财富，这一点恐怕也是事实。但与此同时，似乎绝大多数职业群体又都在叫穷、哭穷，一些大家平时印象里收入和福利都令人羡慕且好象并非低收入的群体、比如公务员、医生、教师等等都经常利用掌握的话语权大声喊穷，并举出诸多例子或理由，往往让人弄不清就里、一头雾水。今天又看到有校长替大学教师们普遍不专学术却想方设法捞外块搞“创收”找到了理由：那就是工资太低了。

                        据新华报业网-扬子晚报10月31日报道  演讲不说官话、被学生亲切称呼为“根叔”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昨应“2010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邀请来南京。该论坛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江苏省教育厅联合主办。在“根叔式”演讲中，李培根直言不讳：仅仅靠国家规定的工资收入，高校教师的待遇就太差了。让某些教育机构的老师有了为房为车，追名逐利的借口。他进一步说，“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个现实是，对教育的敬畏感正在逐步削弱甚至丧失。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比任何时候都更严重地侵蚀着教育的肌体。”李培根痛心地说，在教育机构的某些角落，由此而滋生的毒瘤甚至使其斯文扫地。在很多高等学府里，某些教育者本身对教育缺乏敬畏感恐怕不是个别现象。一些教师不再有当初作为教师的崇高感，一些教育管理者也缺乏教育的神圣感。行政权力或公权力不太顾忌地挤压教育与学术权力的现象时有发生。然而，当教师为职称而折腰时，当教师为房为车而逐利时，当教师的爱心不再给予学生时，教育的崇高和神圣荡然无存。

                       “根叔”就是“根叔”，果然敢说，应该说他对教育、尤其对高校的教育现状的描述相当准确，对他所管理下看到的教师和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揭露得几乎入木三分，这一点令人佩服，可以看出其作为知识分子的良心以及对当下教育前景的忧心忡忡。但他将教师普遍“不务正业”为房为车，追名逐利的捞外块搞创收放弃教育的责任之现象归咎于“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不足，国家应该大幅度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也就是教师工资太低的原因，未免太绝对，甚至也有一种为教师不务正业找客观原因、推脱责任的意味，毕竟社会大环境以及整体社会价值取向都出现扭曲和变异，既有体制的原因，也有社会风气的影响，从人的欲望无止境来看，工资低充其量只能是一个说辞。

                      为什么我这样说，首先，大学教师的工资到底低不低，这是一个相对比较的概念，对比社会上的暴发户、官员或垄断国企的领导或许不算高，但相信与绝大多数国民的平均收入相比，应该已经不错了，“根叔”自己也说了“目前很多教师的实际收入还算体面”，当然作为高校教师或高级知识分子，收入“体面”是应该的，只是与大多数国民相比怎么都算不上“工资太低”；其次，按根叔的说法，国家对教育投入再多一点来大幅增加教师收入，这我没有看法，我只是怀疑提高工资待遇后，是不是真的就出现教师放弃追逐名利、就开始敬畏“教育的崇高和神圣”、就开始专心于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道理太简单，现在全社会都在拼命追逐物质利益，而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过去几年政府机构搞“高薪养廉”，可是结果却是越养越贪、越养越不廉，三公消费、以权谋私愈演愈烈，公众自然看在心里，恨在心头，那么仅仅是单纯的增加教师工资，就能一劳永逸的彻底解决目前高校教师不搞学术捞外快创收的现状、就能让广大教师开始敬畏教育并放弃功利追求吗？显然这是一厢情愿的理想和愿望了；试想绝大多数国民的收入都远远低于高校教师“还算体面”的工资，那是不是可以作为偷摸盗窃拦路抢劫的理由呢？显然敢说敢做的“根叔”对此只是站在自己校长的位子上看问题，而不是着眼于整个社会道德风气和价值观的扭曲错位上看问题，简单化的下结论。

                             当然我这样说教师会有不同看法，毕竟相比今天中国的高房价，相比对有房有车的名利追逐，大学教师的工资或许已经明显“太低”，可这又岂止大学教师，中国大多数所谓的白领或中产阶级们的收入况且在这些近乎天价的开支面前，纷纷成了“房奴”、“卡奴”、“车奴”甚至“孩奴”？那也不能说他们“工资太低”吧？这是个相对而言的概念而已。这又应该怪谁呢？包括象“根叔所讲的教师们普遍信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普遍放弃对神圣崇高教育的敬畏，并“比任何时候都更严重地侵蚀着教育的肌体”，这其实已经不是增加教师工资待遇所能解决的范畴了，甚至可以说是整个社会道德和价值取向的问题，作为教师，不仅仅是教育者，他们同时也是社会中的自然人、普通人，同样也会受到社会风气的感染和影响，多发点工资他们照样还会追名逐利、照样不务正业，因为学术水平并非我们这个社会所承认的人生成功标准，比学术成果更诱人的是权力、是房子车子甚至二奶。

                    不过“根叔”也说了，“教育界之外的整个社会当然也有责任。最关键的莫过于政府的作用了。”，但社会的责任其实也在于政府政策对道德观价值观的取向引导，最终还在于政府的作用；只不过“根叔”将这最关键的“政府的作用”却归结为一句“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不足。国家应该大幅度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上，显然令人有点失望，也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良策，毕竟所谓的教师“低工资”在我看来并非逼教师不搞学术捞外快的唯一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