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的诗学观念探析

王学东[1]

（西华大学 人文学院，四川成都 610039）

摘  要：面对当代语境，诗人多多以自我生命体验为核心，其当代诗歌有着独有的当代特质。更重要的是，多多的诗学观念，昭示着中国当代诗歌的重要精神向度。在多多的诗歌观念之中，涌动着一种强烈的语言竞技特质。这种语言竞技特质是以建立自己、重塑自己的自我主奏为其诗学原初的境域，进而在创作、语言、意象三个维度上展开了诗歌的三重语言协奏，形成了紧张诗歌这样的专属诗歌品类。更为重要的是，在与世界的对抗和对话中，多多的语言三重协奏诗学不但维护了自我之志，掌控了世界，而且他的协奏诗学逼视出当代诗歌的精神向度。

关键词：多多协奏诗学 紧张诗歌 精神状况

面对当代语境，诗人多多以当代体验生命为核心的当代诗歌有着独有的当代特质，并最终绽放出时代的精神状况。作为曾经被忽略而现在崛起的朦胧诗人多多，其独有诗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主要原因在于他的诗学观念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状况的特征。黄灿然认为“多多：直取诗歌核心”，在他看来，似乎只有多多的诗歌创作才命中了中国现代新诗的核心，并且毫不夸饰地说是“直取”，直接面对、直接针对这个核心。因此，有人认为，“他是当代诗歌一个绕不开的存在，甚至，他必将会成为汉语诗歌的一个强劲的‘传统’。” ^[1] 作为一个既直取了现代诗歌核心，并又将成为汉语诗歌的一个强劲诗歌传统的多多，其独有的诗学观念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特质。

本文的中心问题就是多多特有的诗学面貌是什么？目的在于从多多的诗歌观念出发，直取多多诗学的核心，并最终绽现中国时代的精神状况。

一

要透视多多诗学的核心，我们首先面临和必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他的诗学基本面貌是怎样的？也就是说，什么是他的诗学原初起点和境域，如何才能标示多多诗歌的独特个性？

对于多多诗歌，我们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多多的诗为什么一直保持着某种强烈的竞技特质”。^{[2] （171）} 这个发问对于理解多多来说，是很有效的途径，避免了空洞的思考，因为这个发问直接点击了多多诗歌的中枢，即“竞技特质”，“在这一群体中，多多（栗世征）无疑是最勇敢和犀利的一个，他正面抨击社会，尤其是抨击暴力的作品体现了他独有的率直和锋芒。”^[3] 从“竞技”到“抨击”的正面展开过程，我们看到的多多诗歌中竞技、较劲的独有风范，并且是其中最勇敢、最犀利的一位诗人。“竞技特质”并不是浮游于多多诗歌表层的印象，而是对多多诗歌较为确切的思考理路。由此我们进一步的发问是，在多多的诗歌思考中，为什么要竞技？竞技特质作为多多诗歌的标志具有怎样的合理性？

要穿透掩埋在多多身上的层层迷雾，我们首先得切近多多自身面对诗歌的原初境地：“我现在觉得写作不一定更重要，更重要的是建立你自己重塑了你自己。”^[4]（290） 在我们的诗歌视野中，“惊天地、泣鬼神、正人伦”诗学观念长久地占据着我们的诗歌思维，但是多多却说“诗歌不一定更重要”，首先就否定了诗歌，否定了诗歌重要的地位，而是看到更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建立自己”、“重塑自己”。在他的诗学观念中，不是诗歌，而是首先是“自己”，并且是“重塑自己”，才是多多诗歌要表达的目标。也就是说，“自我律令”首先支撑起了多多诗歌，成为多多面对诗歌的第一个命题。

作为个体的多多，他特点在于他是一位有激情的人，而且是非常有激情的人。“诗人多多是一个有着孩子般激情的‘大英雄’典型，他好像永远是生活在超现实主义的30年代，他以那个年代诗界火红的核心人物不停地唱出‘今天派’中最尖锐的高音。”^[5]（34）这样一位既是孩子，又是英雄的诗人，不仅仅有着个人强烈的生命冲动，更有着个人涌动不息的激情，这样的激情让多多争强好斗的个性得以彰显。当然，对于激情，更重要的是这种激情源于他内心的骄傲。他说，“最骄傲的人才能做诗人。我觉得大部分问题是没有骄傲，就出问题了，……像波德莱尔讲奢华讲骄傲，所有这些词都是更高意义上，诗人不是要禁欲的，但最禁欲的人很可能是有极大的欲望的人……人间算什么，怎么能满足我。”^[6]（288）没有骄傲，就没有激情，没有激情就没有多多，就不可能在那个时代唱出最尖锐的高音，就不肯能成为个体的诗人多多。在多多的世界和经验中，只有骄傲、激情在不断澎湃、激荡、涌动。

在骄傲的背后，多多的个体生命才呈现了一个独具多多式的特点，而这也让多多的世界和经验的原初境域逐渐敞亮起来。即诗人自己所说的更高层次上更高意义上骄傲却是不能实现的骄傲，并陷入了个体生命立法的悖论之中。也就是说，在这里，在诗人的个体生命中，诗人的骄傲就是诗人有着充沛的精力诗人，有着强烈欲望的诗人，但是这种骄傲的精力、欲望、激情在人间不能实践，更不能得到满足，但实际上诗人多多却又不得不在这样的人间实践自己的精力、欲望、激情，“……诗言志，没有志何言诗，志是什么？志是在你身上没有实现的东西。”^[7]（288）沿着骄傲的“自我之志”的光明大道与不能实现的现实幽深小径两难交织的路途上，激情与骄傲反而在诗歌中撞击出耀眼的火花。这种竞技的火花，展开了现代诗歌的新途。

悖论中的竞技在多多的生命中早已成型，成为他诗学的基本面目：“决不受什么外在生存环境而改变而有任何影响，也就是说我已形成我自己。”^[8]（276）这个既是激情与骄傲的诗人，又在清醒地面对没有实现的现实，他要“建立自己”、“重塑自己”，特别是作为一个早熟的诗人，他过早地明白了这个道理，过早地“形成了我自己”，个体和现实就永不可调和，也永不能融合。那生命中充盈的激情和骄傲，那个固定的自我，在大地上唯一的办法就只能是竞技，而且是投入式和玩命式的竞技，“的确，我想没有比多多写诗更投入和玩命的人了。他硬是把自己从一个胖子写成一个瘦子。”^[9]（14）“开始是无知的孩子，然后变成自觉的抵抗者。”^{[10]（267）}

让“自我”的生命世界，让自我的诗歌世界，在不能满足自我的世界中竞技，以“建立自我”，“重塑自我”，形成的多多竞技特质中的自我主奏，这不但是多多的诗学原初起点和境域，也标示了多多诗歌的独特个性。

二

多多诗学所形成的“自我主奏”式的竞技特质，在诗歌中又是如何可能的呢？只有深入辨析这一系列的“协奏”而形成了现代诗歌的交响曲，方可进入理解当代诗歌中发挥得如此繁复和震撼的竞技特质，也才能呈现出中国当代人存在的精神状况。

多多的这种诗歌竞技，首先是从与写作的竞技开始的，形成自我与写作过程的协奏。这种与写作过程的协奏和竞技最开始是在诗人和诗人的对手之间进行的，芒克说，“想当年，他叫着劲儿给我比写诗。”^[11]（13）面对诗歌创作，在多多的世界中，不是面对抒情达意，而是面对诗歌对手，展开竞技的表达，表达竞技。不是为抒情达意而写作，而是为了竞技而写作，这样一种冲动和自我释放的过程，这样的写作样态，可以说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是独有和罕见的，甚至说将完全改变对中国现代诗歌的认识。“到1973年底，我第一册诗集赢得了不少青年诗人的赞誉。……我和芒克的诗歌友谊自那年开始，相约每年年底：我们像交换手枪一样，交换一册诗集。”“1974年底，我拿出第三册诗集，芒克准时同我交换了。”^[12]而在这样的协奏与竞技过程中，最终涌现出来的依旧是诗人自身的激情和骄傲，依旧是自身生命力的彰显。多多的诗歌创作，首先是面对诗歌对手，进而是面对自己，在创作过程中与自己竞技。“我有很多句子，我的储存量至少是十年以上，就是不让它出来——让它瓜熟蒂落，你要经过人工的极痛苦的阶段，毫无灵感。”^{[13]（275）}他的创作呈现了一种艰难的思维过程，一种人工竞技般的努力，他的诗歌创作是对于自我人工痛苦付出，也是对自我内心的艰辛挖掘。并且对于已形成的作品，对于已成型的诗歌，诗人仍然是如临大敌，仍然是不满足，仍然是不满意，似乎已写出的，或者正在写的诗作，都在对他挑战，他非得将诗歌本身，将创作本身驯服不可，“我说我的每首诗至少七十遍，历时至少一年，但是我同时写作，同时写多少首诗。”^{[14]（275）}这种竞技的过程的结果就是，“他把每个句子甚至每一行作为独立的部分来经营，并且是投入了经营一首诗的经历和带着经营一首诗的苛刻。”^[15]诗人与创作的独特竞技，就在于将一个诗人内在生命力的激情、骄傲、痛苦、坚守、执着、苛刻在诗歌的创作过程中荡摆、冲突、循环、扭结，挺立起现代诗人强健的生命之力，也挖掘出了现代诗歌创作首先无法摆脱的一条命运。

诗歌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语言是其核心，语言当然也就成为了诗歌竞技和协奏中最重要和最核心的场所，也是诗人必须要驾驭的烈马。因此，在多多的诗学中，自我与语言的协奏竞技是其最耀眼和闪亮的一部分。这就是黄灿然所谓的“直取诗歌的核心”，“从朦胧诗开始，当代诗人开始关注诗歌中语言的感性，尤其是张力。……这方面多多不仅不缺乏，而且是重量级的，令人触目惊心。”^[16]柏桦也认为，“他始终如一地对诗歌的技巧有一种孩子般的好奇感和紧迫感。”^[17]（34）他们都不约而同地看到了词语是诗人多多的竞技场和舞台，以及诗人在这个舞台上所付出的努力。特别是多多的诗歌倾向于短篇，这本身就是诗人对诗歌理论的一种诗学表达和诗学思考，他说，“让你写短，就逼迫诗歌直接进入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词语之间的关系，或者说词语之间的战争，搏斗，厮杀。所有这些大师都是这样，太厉害了，诗歌最高级的地方就是这个。”^{[18]（282）}诗人在面对词语的时候，又开始面对竞技，而且诗人毫不掩饰自己在其中的所做的这样的协奏，并且上升为“战斗，搏斗，厮杀”。

在这场词语竞技的过程中，诗人是从这样的几个方面展开的，其一是诗人让诗歌中的词语与词语竞技，这就保持住了词语自身在现代诗歌的活力。“多读诗歌中的冷峻不仅仅来自词语所产生的意义，更源于语言被巨大的压力所折弯时所产生的紧张感。”^[19]而且词与词之间不但是竞技，而且产生挤压的力量，引出词语更为丰富多彩的意义，“用形容词来挤压名词，用修饰语来挤压中心语，这种挤压产生出强大的张力，并牢牢控制住诗中涌动的情感。”^[20] 其二是诗人创作中使句子与句子之间竞技，他说，“曼杰斯塔姆就是最厉害的，他那种转折就构成了落差，因为你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说出那么重要的主题，你怎么说，第一单句质量当然非常厉害，第二句与句的衔接，跳跃性，自然就出来了。”^{[21]（281）}在词与词的竞技之下，词语的活力飞扬，而进一步在句子与句子之间的竞技之下，诗歌的内涵量和传达经验的可能性达到更为丰富的耀现和闪烁。另外，诗人在诗歌中使用较多的是产生相对、相反意义的修辞技巧，使诗歌产生多种意义，这是诗人在诗歌中让意义与意义之间竞技，产生意义再生和繁殖的力量，“现代诗的一些核心技巧，例如反讽和悖论，在多多诗中也表现的非常出色，并且俯拾即是。”^[22]在这里的诗学之下，自我与词语，与句子，与意义的竞技，完全开放了诗歌，呈现了现代诗歌的一种全新的势态，“他那种语言冲击力是独有的，这对诗歌来说太重要了，或者说对汉语来说太重要了。”^[23]这样通过这三步，诗人多多自己与诗歌语言的竞技达到了极限，最终让现代汉语的魅力达到耀眼的程度，而且让现代新诗破译着现代生命和现代生活更为多层和繁复的密码，也将诗人自身的影子诗人自我的力量全程绽放。

而多多的这场诗歌竞技，除了写作过程、除了语言，诗人对诗歌意象情有独钟，开展了与意象的第三场竞技与协奏。他说，“我从来不离开形象。”^{[24]（269）} 因为在诗人看来，意象首先就成为了词语的中心，“那是自然形成的一种小气候，就是一种话语中心，话语中心我想就是意象——那个阶段，至少是。”^{[25]（270）}而且在诗人看来，意象还有着独特的魅力，在诗歌中的地位是不容置换的，征服意象，创造意象成为了诗学瞭望世界的窗口。“我们就是这么去认识，意象就具有认识能力，一切都包括在其中，完全来进行独特的雄辩性的逻辑性的东西我们是不要让它入诗的。”^{[26]（270）}因此，多多的意象是建立在语言竞技的基础之上的，在语言的多重协奏过程中，就已经构建出了诗人的意象的世界，就已经将诗人的世界暴露出来了，“对多多来说，写诗意味着准确而坚决地切入语言，通过语言的重构创造出灼人的意象，并以此意象激活语言内在的张力。”^[27]在多多的诗歌中，意象成为了语言和诗人自我的承担者和分享者。与语言的竞技营构出了灼热的意象，而最后又在灼热的意象之下，重新更新了语言形象和自我形象，现代诗歌和诗人内在面目在多多的竞技和协奏中全面更换。

三

多多的诗学观，切合自我的生命体验，切中当代诗歌的中枢。三重协奏诗学所呈现的“紧张诗歌”，最终绽现中国时代的精神状况。

他诗歌中的三重竞技和协奏中，自我与写作的竞技，照亮了诗人作为个体、作为个人的强健的生命力，开启了诗人质素的基奠；自我与语言的协奏，带来了新诗中现代汉语充沛的内在生长力，昭示了现代新诗对现代生活强劲的及物能力；而自我在与意象角力和冲突中，现代新诗自身的面貌和基因由此而拓宽。并且，多多的自我三重协奏诗学，洞开了现代新诗的一种多多式专属的诗歌品类，这就是紧张诗歌。“我基本就是张力说，没有张力的诗歌，或者说不紧张的诗歌我是不读的，没有意思的。”^{[28]（287）} 也就是在多多的诗歌视域和诗歌实践中，他的落脚点和诗歌思考的起点是“张力”，这种张力就是我们前面所展示的三重竞技，在这样三重张力之下，一种直逼现代生存，彰显现代人生的诗歌才得以呈现，才成就了多多诗歌创作中独特的“紧张诗歌”，而也正是在这一命名之下，多多的诗歌个性才可能得以透视。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多多说，“我历来说我就是豪放派。”^{[29]（271）}“我根本不是朦胧诗人，我从来就没有朦胧过。”^{[30]（269）}不是“朦胧诗歌”，也不是抒情诗歌，甚至也不是“思考诗歌”，而是紧张诗歌，才是多多的诗歌。在三重协奏之下，这种紧张诗歌的支点就是“硬”，最终形成了一种硬的现代诗歌风格。这不但是意象上的“硬”，“你们是非常强硬的一代，所以你的意象是非常强悍的，有力量的。”^{[31]（272）} 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上的“硬”，“我们也是毛培养的前期信仰，培养了勇气、造反、反抗——非常硬的一代，也是他们培养出来的。”^{[32]（267）}

这种现代诗学的特质，其特有质地在于“硬”的风格。多多从自我诗学起航，以三重自我协奏建立起自己的诗学维度，并形成了以“硬”为支点的紧张诗歌这样一种现代诗歌的独特品类。而这种紧张诗歌的旨归是诗歌趣味在于对世界的“对抗”和“对话”式掌控。他在诗歌中的竞技和协奏，主要的是要解决自身的悖论，“自我之志”与不能实现的两难，诗人选择的语言解决之途，试图“通过掌控语言来掌控世界” ^[33]但是我们看到这种掌握，不是说已经解决的的掌握之法，而首先就是一种对抗，“西方诗歌的抗体是很强的，……他们的超现实主义根本不是一种逃避啊，是一种对抗啊。”^{[34]（289）}这种对抗的实质就在于，“诗歌以语言形式的复杂性和内在的紧张性，来抵御现实生活的简单粗暴和外界世界的压力。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汉语诗人‘介入性’写作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方式，多多以自己有力而清晰的写作证明了这一点。”^[35]而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多多的紧张诗歌，以对话来掌握自己和世界，“在个人与上帝对话，个人与他人对话、个人与个人对话之外，多多提出‘活人与死人对话’，就是要摆脱已经形成的东西。”^{[36]（278）}我们由此看到，出了“紧张”的对抗之外，这种“紧张”要实践的是与现实的沟通、交融、汇聚、互动、对话。

具有当代特质的多多诗学，多重的竞技、多重的协奏，多重的展开和延伸。面对当下生活既是对抗又是对话的驳杂融荡，其根本目的在于切入当代生存的困境。“紧张”特质，也是这种诗歌对话和对抗可能性的充分必要条件。而这一诗学所展现出来的时代精神状况，是要为诗人自己保存了一份领地，为自我留守了一个场域，为个人的身份营构了一块林园，并最终达到当代诗歌与天地对话、与世界对话、与他人对话、与自我对话的可能，这是多多的紧张诗歌所逼视着的时代精神状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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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