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邮初县新探

内容摘要：高邮为中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汉书·地理志》载为汉县。本文论证高邮为汉初荆王国五十三县之一，东阳郡十八县之一，当为秦县。始皇二十四年（公元前223），秦灭楚置高邮亭；二十六年实行郡县制，即立高邮县。

关键词：东阳郡  秦县  高邮亭  高邮县

高邮为世界遗产城市，中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高邮文明史可以上溯至新石器时代之龙虬文化，同样地，其建置史也很悠久。关于高邮的建置史，或者说是初县时间，史志可谓凿凿有据。《汉志》：广陵国，“县四：广陵、江都、高邮、平安”。北宋地理总志《太平寰宇记》，明清两代《扬州府志》与《高邮州志》，亦持此论。

1990年版《高邮县志》大事记：“秦王政二十四年，秦灭楚，境内筑高台，置邮亭，故名高邮。”并给出了高邮设县的具体时间，“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始设高邮县，属广陵国。”

笔者愚钝，诚不敢苟同。兹作探讨于次。

一、东阳郡秦县之估计

自有文献记载以来，高邮多为广陵之属邑。

《史记·荆燕世家》：“汉六年（前201）春，会诸侯于陈，废楚王信，囚之，分其地为二国。……立刘贾为荆王，王淮东五十二城；高祖弟交为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

《汉书·高帝纪》：“春正月，……以故东阳郡、鄣郡、吴郡五十三县，立刘贾为荆王。以砀郡、薛郡、郯郡立弟文信君交为楚王。”

荆、楚两王国，系分析韩信楚国而来，包含高邮在内的广陵地区，隶于刘贾荆王国。荆国原属项羽封地，楚汉战争四年，其地方行政并无建树。纵观项羽及十八诸侯，除了刘邦以外，皆只占地为王而已，并没有一统天下的打算。因此在楚汉之际，是不可能重新疆理旧秦版图的。《汉志》云：“秦遂并兼四海。以为周制微弱，终为诸侯所丧，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为郡县，荡灭前圣之苗裔，靡有孑遗者矣。汉兴，因秦制度，崇恩德，行简易，以抚海内。”可见，西汉初年设置的郡县，基本沿袭秦朝时期。

在郡县体制下，县为中央政府的基层政区，具有相当大的稳定性。“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就是以人口多少为划分标准，目的在于“牧民”，管理好人民的生产，征收赋税。秦末至汉初，征战八年，“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谭其骧先生在《马王堆汉墓出土地图所说明的几个历史地理问题》一文中说：“在绘制这幅图以前的汉初三十余年间，承秦末战争之余，户口耗减。一般说来，增置县治是不大可能的。”在反秦斗争中，东阳郡是极为重要的发动地，继之以楚汉战争，人口的耗损不在其少。因此，谭先生的这个结论，同样切合于东阳郡的实际。

由此观之，上述两文对照，五十三县与五十二县，虽有一数之讹，但均应视之为秦县。故而，厘清其具体名属与地望，有助于判断高邮的初县时间。

鄣郡为《汉志》丹阳郡原名，《汉志》上，“丹阳郡，故鄣郡。属江都。武帝元封二年（前109）更名丹阳。”《汉志》丹阳郡领县十七，其濒庐江附近宣城、泾县、春谷、陵阳四县本为庐江郡地。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割畀鄣郡，鄣郡遂而改名丹阳。又，鄣郡十三县之中的丹阳，武帝元封二年封江都易王子敢，《汉表》在无湖，可能析自无湖。若然，则鄣郡汉初为十二县。

吴郡当以郡治吴得名，即《汉志》会稽郡前身。《汉志》上，“会稽郡，秦置。高帝六年为荆国，十二年更名吴。景帝四年属江都。……县二十六。”汉初，“会稽东接于海，南近诸越，北枕大江。”《汉志》会稽郡之回浦汉初为东瓯地，冶为闽越地，其时并不属吴郡。又，《汉书·功臣表第五》，无锡侯多军，“以东粤将军，汉兵至，弃军降。侯，千户。元封元年封。”无锡县可能至此方才析置。故而，吴郡汉初县数应为二十三或二十四个。

因此，荆国三郡五十三县（或五十二），鄣郡与吴郡合有县数三十五或三十六个，则东阳郡合有县数十七或十八个。

东阳郡，周振鹤先生认为是汉高祖所置，笔者亦以为然。《汉志》：“临淮郡，武帝元狩六年置。”谭其骧先生《长水集》：“临淮，汉武析沛、东阳二郡置，其在淮北者，故沛地也，秦当属泗水。”丹阳、会稽二郡皆在江南，则东阳郡必在江、海与淮东之间，即相当于《汉志》记载的广陵国与临淮郡的淮东部分。

《汉志》临淮郡领县二十九，地望可考者二十。淮东者十二，海陵，盐渎，舆，射阳，赘其，高山，富陵，淮陵，淮阴，东阳，盱眙，堂邑。淮西者八，徐，取虑，厹犹，淮浦，下相，僮，睢陵，高平。不可考者九，但其中四县知其大体方位。昌阳，乃泗水王子侯国，在淮西；广平、兰阳、襄平三县为广陵王子侯国，当在淮东。不知方位者五，开陵，侯国，建成及成娩国并武帝封。西平与乐陵，侯国，宣帝封。此三县为恩泽功臣侯国，户数不多，乃析他县所置，汉初尚未出现。故不论其在淮东还是淮西，均可不计入东阳郡内。开阳、播旌两县无法确定其方位，假设其中有一县在淮东。

如此，则汉初东阳郡领十二县，三个侯国，加之可能的一县，还有广陵国四县，计二十个县。

临淮所属之广陵王子三侯国，汉初不知是一县或一乡之地，若为一乡，则东阳郡只有十七县。又自秦封泥得知有新东阳县，而《汉志》失载。则汉初之东阳郡，实有县数应为十八个。

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十六，止雨第七十五：“二十一年八月庚申朔，丙午，江都相仲舒，告内史中尉：阴雨太久，恐伤五谷，趣止雨。止雨之礼，废阴起阳。书十七县，八十离乡。”刘非为景帝爱子，吴楚七国之乱后，凡王国皆一郡之地，惟江都国领有东阳与鄣郡。此十七县当为江都国本郡，颇合东阳郡之总县数。其一县之出入，似为新东阳县之省并。而省并时间，当不迟于景帝前元三年（前154），亦即刘非江都国设置以前。

高邮名列汉初荆国五十三县之中，东阳郡十八县之中，当为秦县。

二、东阳郡秦县之考证

前文所列，东阳郡汉初之县乃是对于秦县的继承。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仅仅是一种估计和推论。尚须利用秦代各种考古、文物资料，结合相关文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合理的逻辑论证，对于区内的秦县加以确认，并坐实其地望。东阳郡汉初十八县，文献确证的秦县为五个。

东阳，《史记·项羽本纪》：“陈婴者，故东阳令史。”秦末时，“东阳少年杀其令，相聚数千人”，“强立婴为长，县中从者得二万人。”聚得二万人，可知秦东阳为一大县。考古证实，秦东阳县故址位于江苏省盱眙县东阳乡。

盱眙，《史记·项羽本纪》：“于是项梁然其言，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与怀王都盱台。”秦盱眙县故址，在今江苏省盱眙县东北。

淮阴，《史记·淮阴侯列传》：“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二：“淮阴城，府西北四十里，秦县，汉仍为淮阴县，韩信以楚王改封淮阴侯，是也。”

广陵，《史记·六国年表》：“楚怀王十年，城广陵。”《史记·项羽本纪》：“广陵人召平于是为陈王徇广陵，未能下。”扬州蜀冈古城就是古广陵城遗址。1970年代，高邮天山汉墓发掘，证实墓主即广陵王刘胥。后迁址蜀冈建汉陵苑保护，就在广陵故城之上。

堂邑，《史记·刺客列传》，“专诸者，吴堂邑人也。”《史记·高祖功臣年表》有堂邑侯陈婴。《太平寰宇记》卷一二三：“六合县本楚堂邑，春秋时伍尚为堂邑大夫，即此地。秦灭楚，以堂邑为县。”秦堂邑县治及领地今在江苏省六合县北，或兼有安徽省天长县部分。

上世纪末，在陕西省西安市北郊汉长安城遗址(亦即秦都咸阳渭南宫区之一部)内相家巷南地，出土了大批秦封泥，这是事关秦政治、职官、地理研究的重大收获。在这批秦封泥之中，目前见有涉及东阳郡秦县的内容有五处。

堂邑，秦封泥有“堂邑丞印”，与文献记载相合。

海陵，秦封泥有“晦陵丞印”，晦通海，晦陵即海陵。《汉志》临淮郡，“海陵，有江海会祠，莽曰亭间。”清人王先谦《汉书补注》《地理志》（上）：海陵，“战国楚地海阳，见《楚策》吴注。”如依其说，海陵初名海阳，秦汉时始改名海陵。嘉靖《惟扬志》卷二，建革志，“元狩始为海陵县，属临淮郡。”《扬州市志》建置沿革表：泰州市，“元狩六年，置海陵县，属临淮郡。”《汉志》，“临淮郡，元狩六年置。”《扬州市志》将海陵的建县时间，等同于临淮郡的设置时间，显然是不成立的。

新东阳，秦封泥有“新东阳丞”。1976年，阜阳县拣选到传世战国楚系官玺印“新东阳邑大夫鉨”，说明新东阳置县较早，战国时期楚国即已设县，秦或沿袭之。《汉志》临淮郡领县东阳县，秦末陈婴曾为故东阳令史。新东阳之谓，应是相对于东阳而言，当位于淮东，其具体地望待考。

赘其，秦封泥有“赘其丞印”。《汉志》临淮郡有赘其县，秦赘其故址在今盱眙县西南。

播旌，秦封泥有“潘旌丞印。”古无清唇音， “潘”即“播”。《汉志》临淮郡属县播旌，“莽曰著信”。播旌，为地望无考县。

葛剑雄先生认为，“秦县的数量估计在七八百至千余之间，约相当于西汉县数的三分之二至六分之五。”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两者相加，东阳郡境内目前可以确证的秦县不过八到九个。这个数字，与东阳郡的实有县数相比，尚不及其一半。汉承秦制，在置县方面不应相差太大。而出土文物对于这些秦县的发现与确认，也证实了人们对于秦县数量的推测。

谭其骧先生《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秦时期图组编例”叙述标示秦县的原则为：“图中画出的县，一部分是见于唐宋以前史籍中的‘秦置’县；一部分是见于战国时记载而在西汉时尚存在的县；此外，凡见于秦灭六国至西汉统一以前的地名西汉时是县的，也作为秦县画出。”这三条确认秦县的原则，至今仍然适用。但是，严苛的标准，客观上也漏录了相当一部分秦县。

在东阳郡，射阳为明确的汉初县。《史记》卷十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第六》：“六年正月丙午，侯项缠元年。赐姓刘氏。”侯功：“后初起，与诸侯共击秦，为楚左令尹。汉王与项羽有隙于鸿门，项伯缠解难以破项羽缠尝有功，封射阳侯。”“三年，侯缠卒。嗣子雎有罪，国除。”《索隐》：“县名，属临淮。射，一作贳。”《汉志》：“射阳，莽曰监淮亭。”应劭注：“在射水之阳。”西汉高祖六年，刘邦在战胜项羽、统一中国后，分封王侯，“诸项氏枝属，汉王皆不诛”，还封了项氏三人为侯，项伯(项缠)即其中之一，被封为射阳侯，置射阳侯国。

《太平寰宇记》卷一二四，楚州，“《汉书·地理志》云：射阳属临淮郡，在徐州之部。《续汉书·郡国志》云：射阳属广陵郡、下邳国。自魏至西晋，俱为临淮、广陵二郡地。”“《宋书·郡国志》并《山川记》云：安帝义熙元年（405）省射阳县，分广陵之盐城地立山阳、东城、左乡三县，为山阳郡，属南徐州。”射阳县，在历史上从秦汉至东晋末，存在了六百余年，就此划上了句号。今日宝应县之射阳湖镇，乃是古射阳县故址。

2013年，笔者曾专程走访兴化沙沟镇。当地河道清淤，偶得一花岗石质石俑，闲卧于大士禅林院墙内侧角落。长尺余，其上镌有隶文射阳侯，沙沟亦古射阳国地也，足可见其实。

王辉《秦文字集证》，“建陵丞印”条，引《汉书·高后纪》指出，“汉初侯国地名多因秦县。”以高祖十八功臣为例，得封邑者十七。其中，文献记载秦县者七，考古证实秦县者五。《汉志》载为汉县者四。缺载一，信武肃侯靳歙。信武，《索隐》：“《地理志》无信武县，当是后废故也。”信武当为秦县，而入汉后省并者。项伯虽不在十八功臣之列，但鸿门宴于刘邦有生活之功。在高祖功臣一百四十多人中，项伯在《史记》功臣表中列第十四位，《汉书》功臣表列第十二位，不可谓不显者。就本区域而言，汉初东阳郡境内所封者，淮阴侯韩信，东阳侯张相如，堂邑侯陈婴，其邑皆取自于旧秦县名。项伯之获封射阳侯，射阳固当秦县也。

周振鹤先生在《二年律令·秩律》的历史地理意义》一文中说：“张家山274号汉墓出土的《二年律令》简之《秩律》中所列的百余县名，却为我们说明了汉初相当大范围内的县级政区的分布情况，让我们知道这些县大多是承秦而来，而且一直延续到西汉末年。”

就东阳郡来看，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所得确证之秦县，远不及周先生的概论之数。这些《汉志》未明载而隐匿之秦县，高邮亦当是其中之一。

三、高邮秦县之推测

《太平寰宇记》卷一三〇，“高邮县，本汉旧县，是秦之高邮亭，因以立名。”《舆地纪胜》卷四十三，县沿革，“高邮县，倚郭。《元和郡县志》云，是秦之高邮亭。”

《资治通鉴》卷七，始皇二十四年，“王翦、蒙武虏楚王负刍，以其地置楚郡。”邮地归秦。次年，“王翦悉定江南地，降百越之君，置会稽郡。”《高邮县志》，邮地“筑高台，置邮亭”，亦系于是年。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二，亭，“秦制，十里一亭，十亭一乡。《风俗通》曰：‘汉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盖行旅宿会之所。以今度之，盖必有居舍，如今之公署。”秦人无论是下江南平百越之地，还是巩固与治理新征服地区，皆仰赖于发达的交通与通讯体系。适逢对楚统一战争之关键时期，高邮位于江淮之间，“置邮传命”，恰恰是一个合适不二的点位。

秦代，东阳境内可以窥测之交通线有三。一是沿海地区的并海道，自广陵至海陵，经盐渎，至琅邪。在今苏北滨海地区，大致循范公堤一线。始皇三十七年，第五次出巡，“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还过吴，从江乘渡，并海上，北至琅邪。”即取此道。二是邗沟故道。《水经注·淮水》：“中渎水（即邗沟）自广陵北出武广湖东、陆阳湖西，二湖东西相直五里，水出其间，下至樊梁湖。旧道东北出，至博芝、射阳二湖，西北出夹邪，乃至山阳矣。”三是自广陵经高邮、平安至末口再至淮阴，大体取今运河一线陆路。在地图上，高邮至射阳直线距离六十千米，射阳至末口(淮安楚州区)直线距离五十千米，向东北方向绕了一个大大的弯子。《水经注》引蒋济《三州论》曰：“淮湖纡远，水陆异路，山阳不通，陈登穿沟，更凿马濑，百里渡湖者也。”所谓“水陆异路”，陆路即是此线。因此，无论是取水路循邗沟故道，还是经陆路，高邮皆是江淮交通孔道上的必经之地。

现在看区内相关的地名，皆与本土地理特征有着密切的关联。广陵、海陵与地形有关；淮阴、射阳、海陵（海阳）与水文有关。唯高邮与平安两地无实质的地域意义。特别是高邮，乃是一个功能性或职能性的名字，足可见其地理区位的重要与特殊。甚至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高邮这种独特的区位，仍时有显现。1990年代初，笔者带学生到城区东侧之县气象站参观考察。某王姓高工曾介绍，高邮气象站为全国四百个基本站之一，其气象气候数据是要参与国际交流的。

始皇二十六年，秦国统一中国，从廷尉李斯之议，“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汉书·百官公卿表》：“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长水集》：“其后壤地虽拓，军机倥偬，未遑建置；始皇既并天下，始依山川形便，更加区画。”《史记·萧相国世家》：“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天下扼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又《汉志》代郡班氏县班固自注：“秦地图书班氏。”可知秦时丞相、御史掌管律令图书，规划地域，必按地图而定，并非漫漫然为因革也。因此，秦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必因高邮亭而高邮县，实乃老马轻车、水到渠成之事。

自从邗沟掘通之后，广陵无疑是江淮之间的中心城市。笔者在地图上作了测量，以广陵故城之汉陵苑为基点，南部沿江东西一线，堂邑至舆直线距离约三十五千米，舆至广陵二十六千米，广陵至海陵四十六千米；中部东西一线，平安至射阳三十六千米，射阳至盐渎五十千米。南北取今天大运河南北一线，广陵至高邮四十千米，高邮至平安四十二千米，平安至末口四十六千米；末口至淮阴故城（今马头镇）二十千米。《日知录》卷三十二，里，“今之六十二里，遂当古之百里。”这些城市构成了大约相隔百里的网络状格局，符合百里为县的设县原则。这种极具理想化的空间分布态势，应视为精心规划与布局的结果。而实施这项工作的，当是一统天下后推行郡县时，秦国的丞相和御史们。《汉书·百官公卿表》：“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荀悦注曰：“秦本次国，命卿二人，是以置左右丞相。” “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青绶，掌副丞相……掌图籍秘书。”始皇二十六年诏版称，“丞相（隗）状、（王）绾”，则二人必预其事。这个时间，当是始皇二十四年高邮亭设置之后，肇始于郡县制全面推行的始皇二十六年。

事实上，在本区南线，堂邑、广陵、海陵，皆为秦县，北线淮阴为秦县，中部射阳亦可基本确定为秦县。高邮与平安连接其间，断不至于被隗、王辈所疏漏，以致于留下地域建置的空白，故亦当为秦县。

《高邮县志》将高邮设县定在了汉武帝元狩五年，固不知其所本。但无论如何，以秦县而为汉县，那是迟了整整一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