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故事新编》的研究，在鲁迅研究之中是比较滞后的。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系统的研究专著很少，一些随感式或角度单一的论文较多。而《起死》在《故事新编》的研究中又是一个薄弱环节，《起死》的研究往往散见于《故事新编》的研究论文之中，很少见到单独研究《起死》的论文，与《阿Q正传》拥有多本研究专著和数百篇研究论文相比，《起死》的研究显得很“瘦弱”。本文选择《起死》作为解读的对象，意在将研究者们通常所忽略的问题重新提出来，以凸现鲁迅最后一篇小说在他的写作之中的重要意义。

一

以往对《起死》的主题主要有以下的概括：1、将《起死》的主题看作是对庄子虚无主义哲学的批判，而庄子虚无主义哲学又是和当时的民族失败主义和知识分子虚无主义情绪相联系，与鲁迅的杂文一样，《起死》通过庄子前后矛盾和出尽丑态的描写表现了鲁迅对现实中“无是无非”者的批判，或概括为对“第三种人”、“自由人”的批判，或视为对施蛰存提倡青年读庄子的批判，在这些概括中政治批判和文化批判得到了统一。2、将《起死》的创作和鲁迅晚年的心灵状态联系起来，认为《起死》显示了生存的荒诞感和知识分子的无力感。

这些概括和分析都很有道理，但当我沉下心细读《起死》的时候，一个个疑问充斥在我的心头。我感觉《起死》的文化内涵是复杂的，它同鲁迅的其他作品一样具有很强的概括力和包容性，是复杂而充满歧义的。我的阅读感觉告诉我，对于那些主题复杂而难以把握的作品往往是伟大的作品，是值得仔细分析阅读的。在我读到东平先生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在《小说家》月刊上发表的《〈故事新编〉读后记》时，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感觉。东平先生说：“鲁迅的作品创造了这样的文体：它不企图以单一的主题说明，凡有说明，往往是在每一字，每一句，——更长些是在每一段落中，这文体，从他的《故事新编》中可以取得最高的典型。他利用复杂的故事，构成嶙峋交错的诸程形象，在这些形象的每一面，每一边缘，每一角，每一端末处给以一切的反应。从这反应，可以窥见出鲁迅的泼辣而勇敢的生命！”遗憾的是东平先生并没有具体分析《故事新编》主题的复杂形态，正是从形象的“边缘”和“端末”出发，本文试图分析《起死》主题的复杂性。

庄子的言行在故事中自相矛盾，这一点已为许多研究者所指出。他一面宣扬无是无非，无生死，无衣服和有衣服一样，一面却不得不辩解“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以前的研究者大多将此视为庄子虚无哲学自身的矛盾性以及在现实面前的无为性。问题在于庄子的历史本来面目已经被漫画化处理了，因而鲁迅批判的不是原质原味的庄子哲学，而是故事中充当滑头哲学代表的庄子形象。这不由的让人想到作品的现实批判性。庄子在故事中不再是一个文化隐士，也不是“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的富有文人傲骨情怀的洁身自好者，而是一个利欲熏心的市侩小人。他与楚国国王有交情，出于好奇和无聊才借司命之手将髑髅杨大复活，却不愿施舍给杨大一件衣服，也不为杨大解决问题，缺乏起码的同情心，还借巡士之力来镇压一个缺乏起码生存条件的普通人。从这里出发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批判的不是历史上的文化圣贤庄子，而是现实中是非概念成为自私自利幌子的无正义无操守的“文化英雄”。故事中的警察局长是一名隐士，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实了在现实社会中庄子哲学已经彻底的变形，成为权势者骗人的理论武器。

从庄子和汉子杨大的矛盾来看，庄子在无聊中救活杨大，却不得不用一种似是而非的无是无非的哲学来欺骗他，摆脱他的纠缠。杨大在故事中是最值得同情的人物，从故事的标题《起死》可以看出，“起死”实际上是一个普通灵魂的“起死”，死而复生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是连一件衣服都没有。杨大与庄子的冲突类似于“秀才遇上兵”的味道，一个是实实在在、讲求实际的普通人，一个是满口“齐生死”、“无是非”的玄学学者，二人在一起的冲突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故事“救人——骗人——压人”的情节结构颇具象征意味。杨大的生死可以由庄子来操纵，这本身就很富有寓言意味，但掌握生死大权的文化名人却不能解决普通民众的遮羞布问题，有人从中读出了鲁迅对知识分子启蒙命运的思考，从中反映了鲁迅对知识分子无力感和无为感的反思，这是很有道理的。启蒙者与被启蒙者是相当隔膜的，这种隔膜来自于他们所关心的问题根本不是在一个层面上，庄子的言论所及的是形而上的哲学问题，杨大关心的是衣服之类的形而下问题。他们各自的话语系统是不同的，知识分子的现实尴尬境地变得不可避免。杨大的命运就在这样严酷的历史环境中得不到拯救，就连一向被誉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对他们都是这样的缺乏责任感和无能为力，更不用说巡士之流的粗暴镇压。对于民众的命运，鲁迅哀其不幸，却不能不面对笼罩在他们头上的严酷现实而感到无奈和满心的悲凉。

从庄子和巡士的冲突来看，巡士一开始将矛头对准庄子，但一听说他是漆园吏时态度前倨后恭，对杨大却始终是一副对待刁民的蛮横与霸道。巡士对待庄子和杨大态度的反差以及巡士对庄子前倨后恭的态度反差再现了世态的炎凉，显示了鲁迅对社会的批判。以前的研究者大多注意到庄子在故事中的狼狈形象，却没有注意到在故事中最狼狈的不是庄子而是杨大，他的生死掌握在别人手中，在他活着的时候连最起码的生活要求都得不到满足。从表层上看造成杨大悲剧命运的是庄子和巡士，背后的指向却是那个官吏和文化人相互勾结的势利社会。仅仅因为警察局长喜欢庄子的文章，漆园吏在巡士的眼中就是一张令人肃然起敬的通行证，从一个小小的巡士身上我们看到这种趋炎附势的社会风气到了何种程度，鲁迅批判的是整个中国人盲从势利的社会心理。

从庄子与司命之间的关系来看，庄子劝说司命的话很有讽刺性，“做人要圆滑，做神也不必太迂腐”，庄子和司命相互勾结掌握着普通人的生死大权，庄子可以呼风唤雨般的唤司命吹巡士，却并不能随心所欲的操纵司命。在庄子要急于摆脱杨大纠缠的时候，想将他还原成髑髅，却叫不出司命。司命和庄子的不合作态度在庄子劝说司命的对话中已经可以看出来，司命对待庄子的态度似乎更具有嘲讽性，司命是用一种冷眼看世界的方式看待庄子，看庄子出丑，对文化人“能说不能行”的灵魂似已洞悉到骨子里。司命背后对庄子的嘲弄和冷眼意味着对文化人的鄙夷，在一定意义上显示了鲁迅对现实中知识文化人的解剖和批判。司命作为一个清醒的观世者对世界的态度让读者联想到鲁迅对现实的清醒和无奈。

从汉子的命运来看，庄子将其复活，却不能为之解决最简单的生活要求，这固然反映了鲁迅对虚无主义知识分子在现实面前的无力感，同时，鲁迅还在思考“人国”如何建立的问题。在故事中，杨大为代表的普通人，在他“起死”回生之后，他该如何生存下去呢？鲁迅提出了问题，但他也没有指出一条出路。汉子在故事中是很有个性的，他思维清晰，是非明确，敢于反抗，却难以解决自己简单的“遮羞布”问题。故事中有个细节：

巡士——咱们的局长在这几天就常常提起您老；说您老要上楚国发财去了，也许从这里经过的。敝局长也是一位隐士，带便兼办一点差使，很爱读您老的文章，读《齐物论》，什么“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真写得有劲，真是上流的文章，真好！您老还是到敝局里去歇歇罢。

（汉子吃惊，退进蓬草丛中，蹲下去。）

在这个细节中汉子为什么听到巡士的话之后很吃惊呢？巡士的话表明庄子和警察局长不过是一丘之貉，在汉子看来，庄子是“强盗军师”，汉子所面对的是庄子、局长和手拿警棍的巡士，他们对普通民众的掠夺、冷漠、欺骗态度让汉子怎么活下去呢？到了故事的结尾，这仍然是一个悬念。另外，《起死》是否隐含了超时代的对人的生存焦虑和生存困境难以摆脱的命题呢？我以为答案是肯定的。汉子被庄子借司命之手“起死”，他要衣服的问题是故事的主要矛盾，但一直难以解决：庄子没有拿汉子的衣服，面对汉子的纠缠，先是用“也许是有衣服对，也许是没有衣服对”骗他，汉子根本不相信庄子的这一套，庄子想借司命将汉子再次还回髑髅却不能做到。庄子叫来巡士，巡士放走了庄子，汉子不同意庄子走，巡士威胁汉子要将其带到局里去，庄子走后，巡士也不管汉子的衣服问题，连想死也被骂作“自杀是弱者的行为”，汉子的要求降格为要巡士将他带到局里去，也被巡士拒绝，汉子最后绝望到找巡士拼命，巡士吹起了警笛，等待他的将是警笛带来的蛮横和镇压。通过以上情节可以看出汉子面对的是不断碰壁，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困境，穿上衣服去探亲成了他永远可望而不可即的幻影。从普适性上说，与《第二十二条军规》、《等待戈多》、《西绪弗斯神话》一样，《起死》表现了普通人永远都无法摆脱生活困境的焦灼感和无望感。

楚王、庄子、警察局长、鬼魂、司命、巡士、杨大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的社会关系图。楚王和警察局长作为未出场的人物对其他人物的影响是明显的：庄子可以借楚王的圣旨来吓唬鬼魂，也可以借与楚王的交情提醒巡士对自己身份的注意，警察局长对庄子哲学的推崇构成了巡士改变对庄子态度的原因，并因此决定了杨大的命运。庄子是联系故事中人物的纽带，他与楚王有旧，其哲学对警察局长形成影响，他被鬼魂嘲笑但还是借司命之手将杨大复活，以文化名人的身份让巡士肃然起敬，复活了杨大的肉体却不能为之选择一条生路。杨大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生命掌握在别人手中，受到来自权势者（楚王、警察局长）的威慑，被文化人“起死”又受文化人愚弄，并直接受到权势者的爪牙“巡士”的镇压。这样看来，《起死》实际上是中国封建等级社会的一个缩影，鲁迅是对中国社会的整体解剖，以他特有的冷峻嘲讽了这个社会的人物，表现了他的生命之思和历史忧患。

二

鲁迅深受庄子的影响，郭沫若曾经在一九四一年写过一篇《鲁迅与庄子》的文章。据郭沫若考证，鲁迅读庄子读得很熟，在语汇上深所受庄子的影响，并对庄子的文章评价很高，认为“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对庄子的思想，鲁迅的评价是“自无为而入于虚无”，据此，“鲁迅是把庄子认定为纯粹的出世派，纯粹的虚无主义者，但过细研究起来，事实上似乎也不尽然。”“由这一贯的叙列来看，庄子并不是纯粹地忘情于人世的人。他是不满意于他所处的时代为一时的小利小害和相对的是非得失而起的扰攘争夺，因而他要寻求一个绝对的真理来，泯是非，忘利害，整齐一切。”[1]根据以上郭沫若的分析，鲁迅将庄子视为“纯粹的虚无主义者”是鲁迅对庄子的一种偏执的看法。问题并不是就这么简单，鲁迅还说过：“就是庄生自己，不也在《天下篇》里，历举了别人的缺失，以他的‘无是非’轻了一切‘有所是非’的言行吗？要不然，一部《庄子》只要‘今天天气哈哈哈……’七个字就完了。”[2]可见鲁迅也不是将庄子哲学完全看作是无是非的虚无主义。因此，有必要弄清三种不同的虚无主义：历史中庄子的虚无主义（洁身自好、逃避世俗）、故事中庄子的虚无主义（滑头哲学、欺世盗名）、鲁迅的虚无主义（绝望的反抗、知其不可而为之）。

鲁迅的绝望和怀疑在《野草》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从早期小说的文化批判到后期杂文的社会批判，鲁迅成为社会的文化名人却从来没有放弃怀疑，尤其是对英雄的怀疑。《故事新编》以《补天》开始，却以《起死》结束，如果说《补天》的创作显示的是创造世界的“补天”激情，那么在重塑一个个民族的“脊梁”人物如大禹、墨子、弈之时，却时时流露出英雄的无奈和伤感，到《出关》、《采薇》、《起死》里写出的是对文化名士的讥讽和批判。《故事新编》以英雄的创造开头，以英雄的无奈为发展，以英雄的逃避和饿死为高潮，以英雄的堕落为结局，可见鲁迅晚年思想中怀疑与虚无的成分仍然保留着。以往的研究者联系鲁迅的杂文以及当时的历史语境，将《起死》的现实意义概括为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批判，对施蛰存劝青年读庄子的批判，对庄生的“私淑弟子”消极逃避现实的批判。在这个问题上值得思考的是：故事中的庄子和历史上的庄子有很大的差别，这毫无问题，问题在于鲁迅是有意的误读庄子，还是将庄子超然的假面目以夸张的方式再现出来呢？我觉得鲁迅颠覆庄子在史书中的形象是次要的，我倾向于将《起死》看作是鲁迅的有意误读，鲁迅是用写杂文的方式来写小说。过去的评论者注意到《起死》对虚无主义的批判，却没有看到是什么性质的虚无主义，道家虚无主义对现实的逃避性是鲁迅批判的对象，却不是《起死》中重点批判的唯一目标。因为在《起死》中庄子与楚国国王有交情，他还很重视他们的见面，与《秋水》篇中庄子对楚王的使臣毫不在乎是不一样的，他还有一个警察局长的崇拜者，他可以与司命相勾结，借随身带的笛子叫来帮手。鲁迅的虚无主义继承了庄子思想对现实的批判态度，但鲁迅对道家思想的消极无为、回避现实、混淆是非是一直持批判态度的，他希望能够积极的作用于现实，但现实的黑暗使他无法摆脱空虚和绝望，他只能作“绝望的反抗”。他对“滑头哲学”的批判意味着他希望能积极有为的活下去，但当他对历史中英雄命运作自己的思考之后，他为英雄的无奈而悲哀，更也为英雄的堕落而愤怒。

在彻底否定了历史的种种可能之后，鲁迅不能不陷入对自身状态和命运的思考。鲁迅对庄子哲学的消极无为是十分反感的，因而鲁迅对庄子哲学的批判是“刨祖坟”式的，这是第一层；庄子消极无为哲学在现实中的影响是鲁迅所深恶痛绝的，这是第二层；打着虚无主义的招牌骗人，行利己主义的实质，这是庄子哲学的变体，也是《起死》批判的现实意义，这是第三层。这三层之间又是紧密联系的，第二层是第一层的现代延续，但不是复制，王富仁将之视为“道家的人生哲学为明知是非曲直而不得不明哲保身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思想的武器，使他们不但可以原谅自己的自私和软弱，反而可以把责任推卸到弱者的挣扎和反抗上。”[3]在《起死》中，为了突出庄子哲学的软弱性，小说中让庄子哲学在简单的问题上碰壁，在庄子的自相矛盾中凸现其虚无哲学的荒谬性和现实有害性。第三层是历史中庄子哲学在现实中的衍生态，这种变化虽然在形式与第二层有很大不同，但对现实的无为却是相通的，如果说第二层中还保留了文人在黑暗现实面前洁身自好的话，第三层则是对文人堕落和滑头的批判，老庄思想成了他们逃避现实责任的精神避难所，也成了他们到处招摇撞骗的看家本领，而后者尤其让鲁迅感到愤怒和悲哀。正是鲁迅的这种清醒形成了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因而我们在认识鲁迅对庄子虚无主义的批判应该充分注意到鲁迅的复杂性。

从《起死》与鲁迅的《呐喊》、《彷徨》的关系来看，《起死》继承了鲁迅对“国民性”（势利盲从）的思考，对知识分子启蒙命运的思考，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注，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思考，对历史的思考。上文的分析中已谈到《起死》与《野草》时期的苦闷、孤寂的关系。如果我们在《野草》中看到的是鲁迅对出路的寻求和苦闷，在《故事新编》中鲁迅已将现实的苦闷与历史中圣贤的命运相联系，将他们与现实的残酷和沉闷相结合，表达了空有“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激情，却在《补天》中不被理解的寂寞，在《理水》、《非攻》中被人讥笑的痛苦，在《起死》中则将这种对英雄的思考化为对现实中英雄堕落的批判。而《起死》对文化英雄堕落的批判是《故事新编》中独有的，这又与鲁迅晚年杂文创作的直面现实的姿态是相紧密联系的。至此，我们方能明白鲁迅为什么要将《起死》作为《故事新编》的最后一篇。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起死》是起到了“豹尾”的作用，它几乎可以看作是鲁迅思想的一个缩影，具有鲁迅一生创作思想的“总结意味”。

三

《起死》是《故事新编》中唯一的以对话的形式出现的一篇戏剧体小说。研究者往往将它看作是鲁迅翻译一篇西班牙作者写的戏剧样式的小说之后的一篇尝试之作[4]，而没有深入分析《起死》的独创性意义。鲁迅以戏剧体来写小说固然是一种尝试，问题在于鲁迅尝试得怎么样呢，鲁迅仅仅是为尝试才以剧本的形式来写吗？我觉得任何一种形式的选择都是与作者要表现的内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鲁迅在《起死》中要表现的是庄子哲学在现实中的戏剧性，将历史社会看作是一场戏，这固然是作者的人生荒诞感所致，也是强化突出对社会、文化、历史和现实知识分子的批判。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源头是欧洲 “对话型”的庄谐体小说，庄谐体的特点有：一、神话人物和历史人物被写得很现代，他们同当时的时代进行对话，具有非常强的时代性。二、庄谐体的写作不是依靠古代传说而是有意的依靠经验和自由的虚构。对于传说多数情况下是持一种深刻的批判态度。三、故意为之的杂体性和多声部。如对崇高文体的讽刺性摹仿、对引文的讽刺性解释、不同语言的混用等[5]。根据巴赫金的小说理论，通过自由虚构的方式，将高尚和怪诞、生和死、古代与现代同置一个舞台上最易形成“对话性”。这里的“对话性”既是指作品中人物的显层对话，也包括作品中人物与作者、读者的潜在对话。在《起死》中我们从浅层看到的是庄子与司命的对话，庄子与杨大的对话，庄子与巡士的对话，巡士和杨大的对话。故事中三个主要对话人物是三个不同时代的，他们之间相差的年代甚远，鲁迅将他们同放在一个舞台上对话，决不是为了搞笑以制造娱乐价值。作为读者，在看到这些对话时，他肯定不会相信不同时代的人会在一起对话，在虚设的故事背后读者会追问作者到底要表现什么。在阅读对话时读者必然发现其中矛盾重重：故事中的庄子与历史中的庄子相差很大，故事中庄子的言和行前后自相矛盾，庄子开始可以唤出司命后来却不能，庄子能复活死人却不能解决死人的衣服问题，巡士对庄子前倨而后恭，读者在联系到鲁迅的史学著作和杂文时可以看到他对道家的态度也很复杂。

让我们来看一下庄子与鬼魂的对话：

鬼魂——庄周，你这糊涂虫！花白了胡子，还是想不通，死了没有四季，也没有主人公。天地就是春秋，做皇帝也没有这么轻松。还是莫管闲事罢，快到楚国去干你自家的运动。……

庄子——你们才是糊涂鬼，死了也还是想不通。要知道活就是死，死就是活呀，奴才也就是主人公。我是达性命之源的，可不受你们小鬼的运动。

鬼魂——那么，就给你当场出丑……

在这一段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鬼魂的话实际上是对庄子“齐生死”哲学的戏拟，却以此来反对庄子复活死人，庄子说的是无生死，却不顾鬼魂的劝告要将死人复活。这样庄子与鬼魂的显层对话实际上是庄子与自身哲学的潜层对话，它暴露了庄子哲学的自身矛盾性：既然生和死没有什么差别，为什么要将死的变成活的呢？

再如庄子的语言也很有戏仿意味，庄子和巡士说着同样的“自杀是弱者的行为”，庄子在叫司命的时候念的咒语是百家姓和千字文的组合变体都是一种戏拟，在虚拟戏仿的背后读者是不难察觉其中的讽刺意味的。

上文已经分析了《起死》的多重意蕴，对话性无疑对多重意蕴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透过显层的人物对话，鲁迅实现的是读者与人物的对话，与历史的对话，与现实的对话，与作者的对话，也是作者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对话。《起死》的情节很简单，故事的结局似乎也比较仓促，但故事中的重重矛盾构成了故事的疑点和张力，迫使读者在阅读时不由自主的参与到与作者所建构的文本世界的对话之中。

这种对话性放在整个《故事新编》中来看也是鲜明而突出的，钱理群先生在《现代文学三十年》中说《起死》是一个“隐喻”载体，从这个角度来看整个《故事新编》都是“起死”。但钱理群并没有分析《起死》的独特性。《起死》不仅重新让历史中的人物复活回到历史的现场中，还采用“油滑”的方式让古人直接和今人对话。《起死》中对话的独特性正在于它的“寓言性”，所谓“寓言性”，包含弗雷德里克·詹姆森所说的鲁迅小说都可以当作有多重寓意的“民族寓言”来读的意思，但这里主要是指其艺术假定性而言。所谓假定性，在《起死》中具体体现为《起死》是一个真正的人、鬼、神的世界。死人可以复活，鬼神可以与活人对话，商朝时的人、春秋时的人和二十世纪的巡士同在一个舞台上对话，这种假定性手法造成了故事的寓言性。寓言故事的假定性和不真实性使故事的意义空间充满歧义和弹性，因而读者在阅读的时候读到历史的庄子又读到了现代的庄子，读到了现实与历史、主观与客观的对抗。将人、鬼、神三界共置一个舞台上，在鲁迅的作品之中不是首次，但以穿越时间距离而强调空间的共时性对话方式却是绝无仅有的。鲁迅打通生死、古今的界限，是对生和死的意义思考，也是对自身价值的思考，通过对历史的重新审视，《起死》是整体的颠覆性文本，立足的是当下的价值建构以及对民族命运的思考。

就其艺术表现上看，研究者们通常所谈到的《故事新编》的各种表现手法诸如：“油滑”、“变形”、“荒诞”、“想象性”、“讽刺性”等特点在《起死》里面都可以看到。实际上研究者们往往注意到的是《补天》、《理水》、《奔月》、《铸剑》、《非攻》，而对《起死》研究较少，可能是因为前面这几篇中，英雄的形象很高大纯正，而《起死》中庄子的形象太猥琐狼狈，导致对《起死》的阅读只停留在表层印象，而没有能深入分析作品的深层意蕴。

就其写法的开拓性上说，已有不少研究者将其视为对历史小说写法的贡献，有人将之命名为“奇文奇体”，有人概括为“荒诞”，有人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来分析，有人从表现主义的角度来分析，有人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交融来分析。九十年代以来，历史小说的兴盛带来了有关历史小说写法的讨论，《故事新编》提供了许多正面或反面的教训，如如何处理小说中历史的问题，历史小说的历史感和当代感如何获得的问题，如何对待历史小说中的“油滑”问题。本文无意在此作出结论性的意见，只是认为：不管作出何种分析，《起死》的艺术开拓性是不可否认的，作为《故事新编》的“压卷”篇，也是鲁迅小说创作的最后一篇，对它的阅读和研究还很不够。

                                                    （发表于《理论与创作》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