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李唐《村医图》欣赏  堂主  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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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医图》是中国宋代画家李唐的国画作品。该画为立轴，绢本，淡设色，纵68．8厘米，横58．7厘米，无款识，右上角有“乾隆御览之宝”玉玺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李唐 （约1085-1165）字晞古，河阳三城(今河南孟县)人。勤奋好学，颖慧过人，诗文书画俱佳。初以卖画为生，徽宗赵佶政和中(1114)参加画院殿试，以切题画佳中魁，补入画院。“靖康之变”被掳往北国，后冒死南逃，在太行山遇萧照，萧照拜其为师，同至临安(今杭州)复以卖画度日。绍兴十二年(1142)经宋高宗舅父韦渊推荐，授成忠郎，任画院待诏，赐金带。所画山水、花鸟、人物、耕牛等皆精，山水成就最为杰出，成为南宋画院盟主。所作笔墨峭劲，气势雄峻，去繁就简，创“大斧劈”皴法，画水打破鱼鳞纹程式，得盘涡动荡之状。他师承古人而超越古人，师法自然而高于自然，是一位人品正、画品高，震烁古今之现实主义伟大画家，与刘松年、马远、夏圭合称“南宋四家”，对后世影响很大。传世作品有《万壑松风图》轴、《乳牛图》轴、《江山小景图》卷等，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长夏江寺图》卷、《采薇图》卷藏故宫博物院；《濠梁秋水图》卷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晋文公复国图》藏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山水》双幅藏日本京都高桐院。据傅伯星《李唐生卒年考》，卒年八十。 

    《村医图》的艺术表现手法比较纤巧清秀，人物描绘用笔细劲精致，毛发晕染一丝不苟，造型特征准确，各有特点，显示出作者有着对生活深入地观察和丰富的体验。作品通过对灸艾治疗这一紧张情节的朴实无华的具体描绘，反映了当时农民的困苦生活，有小中见大的寓意。不难看出，作者对当时下层劳动人民是寄予很大同情的。此画是我国古代存世名画中唯一表现古代农村医疗场景的佳作，为我国最早以医事为题材的绘画之一，它描绘了走方郎中（即村医）为贫民百姓在室外医治疾病的情形，故称《村医图》。医生运用灸法治病，故又称《灸艾图》。在当代，《中国画史万官三字经》对其的描述为“画郎中，医疮背，生疮者，痛啼悲；扶者情，心焦虑；小儿童，唯恐惧，避而奇，又偷视；其郎中，神专一。” 

画面中，树荫下，一位郎中正在为瘦骨嶙峋老人的背部施行炙法，侍童站立其后右侧为师父递送药膏，嘴对着药膏呵气，让热气温化药膏以便予帖敷患处。只见病人袒露着上身，为了防止其因疼痛挣扎而影响治疗。一位年轻壮汉（也许是病人的儿子），正抓住患者的双臂。并压住了他的双腿，不期一条伸出来文腿也被别人死死踩住，这时，他只能听凭背上的疮伤被艾火熏灼。患病老人的儿媳也在一旁关切帮忙，看到爷爷双目圆瞪，张着大嘴，声嘶力竭地叫喊，小孙子则害怕地躲在了父亲的身后……。这也有人认为乡村郎中正在为背上生疮的老翁开刀，对疮痈进行切开引流。总之，画家用清淡的笔墨描绘了医生、病人、观者各不相同的心理状态。不同角色的神态跃然画上，有声有色，活灵活现，人物栩栩如生，情景生动自然。它从一个侧面使我们看到了千年之前的古人是怎样采用传统的灸法为人治病的场景。

    灸法是针灸疗法的一部份， 对这种古老技术的记载，往往和黄帝、伏羲的名字连在一起，可见其历史之久远。《黄帝内经》对它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述。汉代著名医生张仲景、华佗也都是针灸专家，有以针灸术为患者解除病痛的记述。与此同时。民间的针灸术也得到迅速和普遍的推广。《后汉书·方术列传》就记载卓越的民间针灸医生在涪江上垂钓的渔翁义务为居民针灸服务，医术高明，品德高洁。这证明当时针灸医术已经非常普及。北宋初年，针灸家王惟一（约987—1067）集古今针灸学之大成，撰写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对针灸术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针灸技术本来还包括灸治法，就是在身体的某些特定穴位进行灸烤，以取得特殊疗效，隔蒜灸在古代外科疾病治疗的运用流传甚广，特别是灸治背部痈疮。这一灸法属隔物灸。最早见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卷五：“灸肿令消法，取独颗蒜，横截，厚一分，安肿头上。住如梧桐子大，灸蒜上百壮。不觉消，数数灸，唯多为善。勿大热，但觉痛即擎起蒜，蒜焦更换用新者，不用灸损皮肉。”李唐图中所描绘的，正是此灸法。

    还值得注意的是侍童右脚边的环形物,应是串铃,是表示医生特殊身份的器物。医生手摇串铃游走江湖行医治病，故有铃医、串医、草泽医、走乡医、走方郎中之称。看病卖药为生，社会地位很低。其服务对象，主要是贫苦的劳动人民，他们通过长期实践，积累了许多民间防治疾病的经验。铃医自古就有，宋元时开始盛行。奔走乡间，栖宿寺庙，医治民众疴疾。他们始终恪守着"扬仁义之德，怀济世之志"之教诲，妙术施治，求取薄利，屡化沉疴恶疾，深受群众信赖。作为我国医学史上重要一页的铃医医术在古代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古代的扁鹊、华佗等名医都是铃医。许多众医束手之疾，走方郎中即可治愈。据宋人洪迈《夷坚甲志·徐防御》记载：“适显仁太后患目疾，访草泽医，遂获展效，补官与宅，锡赉不胜计，称为 徐防御 ”。宋代重视医药发展,许多文人都知医,象苏轼、沈括的《苏沈良方》中多有走方医的治病方药与活动记录。直到了后来的清代赵学敏，重视搜集总结走方医的医术经验，在有名老走方医赵柏云的帮助下编写《串雅》，他在《串雅·原序》感叹地说：“……草泽医……人每贱薄之，谓其游食江湖，货药吮舐，迹类丐，挟技劫病，贫利恣睢，心又类盗剽窃，医绪倡为诡异。”对世俗中这种看不起走方医的言论予以批评，高度评价走方医的经验：“顶、串诸术，操技最神，而奏效甚捷。”“山村、僻邑、仓卒即有”，即具有“简、验、便”的特点。还指出走方医“治外以针刺、蒸、灸胜，治内以顶、禁、截胜”。因此，他认为走方医不是“小道”，而是大有可观的。 

两晋至唐宋，是医学发展最重要时期，也是乡村医生最佳的活动时期，更是针灸史上灸疗发展最重要的时期。除了大量的文献记载之外，这幅李唐的绘画作品更是佐证历史的国宝精粹。

 分析该画的艺术特色与思想境界，我们可以看出其纤巧清秀的画风：人物描绘用笔细劲精致，毛发晕染一丝不苟，造形特征准确；土坡草叶等处以细笔碎点为之，安排得疏密有致；树木表现稍见粗犷，大笔挥写的枝干，密点层层合成的茂叶，有微风舞动之感。总之，作品通过对紧张情节朴实无华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农民的困苦生活，以及医者认真施治的场景与环境条件。画家的爱民崇医之心由此而可见一斑。如此佳作，不仅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中国医学史上更是弥足珍贵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