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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花生爸爸（写于2014年8月9日夜）

图：花生妈妈（摄于巴厘岛之旅）

睡不着觉有许多种：盖有人因为思绪万千难以入眠；有人因为疾病缠身辗转反侧；有人则因为求之不得而寤寐思服。而我今晚睡不着，则是因为儿子气的。

明明说好一起睡觉，可是花生偏偏不睡，岂唯不睡，还喋喋不休，问题连篇。从天文地理一直问到城市建设——要知道，孩子的问题往往比老板的问题还要难解释。持续折腾了两个小时，我终于按压不住怒火，拂袖而起，转而由花生妈妈接手。

拂袖而起之后，自不免生了一会儿闲气，竟自觉可笑，真是好没来由。回顾自己生气的原因，不是因为担心睡得晚明天会起不来——明天我们都没有必要早起；也不是因为自己想睡而花生不睡——我原不打算和他一同入睡。本来是打算趁他睡熟之际溜之大吉的，这样我也有时间看看电影或者翻几页书。可是，花生就是不睡！于是我生气了，如果以成语自况，可谓“恼羞成怒”。这个时候，我就如一个挫败的父亲；但是，拜正面管教之赐，我也认识到了自己不当行为背后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父子可算是世界上最难相处的亲密关系。我们中国人认同的观念无外乎四个字：父慈子孝。知易行难，这四个字在历史上似乎没有很好的实例作为诠释。舜可以算是一个孝子，但偏偏遇见“瞽叟（即瞎眼的老先生）”这位父亲，竟然与继母和继母之子加害舜，舜思父爱而不得，遂“号泣于旻天”。自舜以来，考诸文献，最立体的案例莫过于《二十四孝》了，可是这里面的孝子似乎都有一个不近人情的父亲或者母亲，正是孩子满足了这些不近人情的需求，才标榜青史，称其为孝。一言以蔽之，子孝和父慈似乎就是难以调和的矛盾体一般。

在传统观念里面，父子的等级可谓森严，我们也往往以某个家庭父子关系的森严程度来判断这个家庭是不是有“规矩”。而父子嬉戏则往往是亡国败家的征兆。去年冬天，我回老家过年，可能是家里的亲戚看见花生和我比较亲昵吧，显得比较另类。有人问我：“你这样，花生会怕你吗？”我很本能地回覆了一句：“为什么要让孩子怕我？让他爱我不是更好吗？”

关于这个“怕”，我实在是太有体会了。小时候，我的父亲很严厉，不苟言笑。因为怕，我几乎从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也几乎从不敢擅作主张；因为怕，我也不敢坚持自己的看法，而是采取虚与委蛇的鸵鸟政策。同样，也是因为我怕我的父亲，我很怕花生”怕“我。我希望花生能够一直愿意、敢于和我说他的真实想法和真实感情。

想让花生怕我，我觉得很容易。果断地根据自己的情绪来“安排”他的情绪，他会怕我；没有规律地大发雷霆，甚至“合理”地打他一顿，他也会怕我；在别人面前教训他，他会怕我。想让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童稚畏惧大人，实在易如反掌。可是这样会带来什么？即便我做错了，花生也不敢说。就好比独裁者实行暴政之初还有所不忍，久而久之则会享受这一切。苟如是，我不就成了“闻义不能徙、知过不能改”的父亲了吗？所谓“内则父子，外则君臣”，就是这个意思啊。

孝，强调的是服从；爱，讲的是互动。从孝到爱，这段路我们似乎到现在都没有走完。为了服从，我们专门著有《孝经》。遂使千百年来，父母子女的界限一直晦暗不明。《孔雀东南飞》讲述的与其是爱情故事，倒不如说是一个对孝道的控诉；而历史上也有“举孝廉、父别居”的民谣。也许从孔子那里，就把孝和爱混淆了。

《论语》里面关于孝的讨论大约有六次，每次的角度都不一样，我最有感触的则是这样两节。

其一：父母唯其疾之忧。

有个叫孟武伯的人问孔子什么是孝，孔子的回答是，父母最担心的是孩子的身体健康啊。一直以来，我都不明白这和孝有什么相干。今天晚上，我马上就要睡着了，花生突然说：“爸爸，我腿麻！”我腾地转过身，问：“哪个腿麻？”说着，就伸手去帮他揉揉腿，接着问：“是这儿吗？”这个时候，花生突然说：“爸爸，我腿麻你是不是很担心啊？”唉，也许是我过于紧张了——也正是这个时候，我似乎明白了，孔子这句话其实讲的是双亲之爱啊。

其二：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我们步入壮年也意味着父母的桑榆晚景。所谓”寿则多辱“，哪怕英雄盖世，如果到老了没有尊严感那就是莫大的耻辱。有时，我会带着花生去北京稻香村买他喜欢吃的绿豆饼，当他喜滋滋的大快朵颐的时候，往往也会说这么一句：“爸爸，等我长大了，我也给您买绿豆饼！”（我从来没有引导过他）。

我注定做不了严父，只能做慈父了。也有朋友说：你们这么教育花生，花生可未必就多么有出息呢。诚然，我岂不知这个道理。然而，如果真的“素蛮夷行乎蛮夷”，那么教育还有什么用？作为父亲，告诉他如何体面地做人是我的职责。播种未必有收获，然不播种必然两手空空。孩子是我们生命的延续，他们身体里流淌的不只是我们的血脉，还有的就是我们鲜活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