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医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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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有它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早期的佛教，又称为小乘教，主张学习戒、定、慧“三学”，以期达到自我解脱、证得罗汉果。后来出现的大乘教，主张兼修“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既求自我解脱，又能“普渡众生”，以期证得菩萨果乃至佛果。因此，大乘教要求菩萨行者必须立普渡众生之愿，发大慈大悲之心，“无有疲厌”地“为众生供给使”，还认为“众生平等”、“一切众生是我父母”等等。这些思想也反映到我国医家脑里，表现在有关医德的论述上。唐代医家孙思邈写的《大医精诚》，是一篇著名的医德专论，对后世影响很大。其中谈到医生必须先有救人的心愿，“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对待病人，“要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在《大医精诚》中，还有不伤生、因果报应的内容。明陈实功《外科正宗》卷12辟“造孳报病说”一章，徐春甫《古今医统》也有“庸医速报”节，如此等等，反映佛教思想。另外，佛教的“慈悲”、“平等”“爱人”、“普渡”、“行善积德”等观点，经过历代的消化、吸收，逐渐被纳入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之中，同样成为传统医德的组成部分。
中外僧医交往
　　在翻译医药文献的同时，中外僧人的交往也引起一些医药的交流。一般名僧兼通医药，常常借用医药之力在异国他乡打开局面，宣传佛教。早期来华的胡僧，如前面提到的安世高外，还有佛图澄等都有行医的记载。据《晋书》载，天竺佛图澄善咒术，当时石勒儿子暴死，经佛图澄救治而复生。于是说服石勒信佛，“百姓因澄故多奉佛，皆营造寺庙，相竞出家”。《神僧传》亦载，“有痼疾世莫能治者，澄为医疗，应时疾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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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中国僧人也出访外国，其中与医药关系较大的有唐代的玄奘、义净、鉴真等人。玄奘，是一代名僧，为中国法相宗的始祖。贞观三年(629)前往印度，贞观十九年(645)回国，前后17年。曾著《大唐西域记》12卷，其中谈到印度时，介绍了有关当时印度医药的情况。如饮食时，必先盥洗；饮食后，嚼杨枝而为净。患病时，先绝食；如不效．，方饵药。谈到教育时说，7岁之后，渐授五明大论。其中医方明的内容是“禁咒闲邪，药石针艾”。一般佛教徒都要学五明，而婆罗门则学四吠陀论(寿、祠、平、术)，其中寿吠陀(养生缮性)、术吠陀(异能、伎教、禁咒、医方)，与医药关系密切。当时的僧侣都懂得一些医药知识，玄奘的眼见耳闻证实了这一说法。
　　义净，是继玄奘之后又一位西行高僧，在留学10年之后返归途中撰写了《南海寄归内法传》等书。在《内法传》中记载了印度医药卫生方面的情况，其中在“先体病源”章中介绍了印度古代医学“八医”，即“一论所有诸疮，二论针刺首疾，三论身患，四论鬼瘴，五论恶揭陀药，六论童子病，七论长年方，八论足身力”。在“进药方法”一章中，谈到印度人患病时，先以绝食为疗法。此外也采用药物治疗，尤其注重万应药的使用，如“三等丸(诃黎勒皮、干姜、沙糖等分为丸)能疗众病”。在第三、五、八、二十、二十三章中分别记述了印度僧人的卫生习惯，如食前洗手、揩齿刮舌、淋浴、散步等。同时，义净还向印度介绍了中国医药学的丰富内容和医疗特点。  
　　他自己也精通医学，曾经把苦参汤和茗(茶)治疗热病的经验介绍给沿途人民。义净还把中国的药物和饮食习惯与印度等国进行了比较，认为“西方药味与东夏不同，……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乌头、附子、麻黄、细辛，若斯之流，神州上药，察问西国咸不见有”，“飞丹则诸国皆无，服石则神州独有”。“西方则多诃黎勒，北道则时有郁金香，西边乃阿魏丰饶，南海则少出龙脑，三种豆蔻，皆在杜和罗，两色丁香，咸生堀伦国”；饮食习惯不同，如“东夏时人，鱼菜多并生食。此乃西国咸悉不餐，凡是菜菇，皆须烂煮，加阿魏、苏油及诸油和，然后方吃”。总之，义净《内法传》是篇中外医药交流的珍贵文献。
　　鉴真是唐代赴日本传播中国文化和创立日本律宗的高僧。天宝元年(742)，他接受日僧荣餐、普照邀请，历经12载，备尝6渡之艰辛，终于踏上日本国土。在日本传教期间，他还把自己的医道传授给弟子，撒下了医药种子。据说他曾撰有《鉴上人秘方》1卷，已佚。其佚方有见于《医心方》的“脚气人腹方”、“诃黎勒丸”、“鉴真服钟乳随年齿方”等。他在国内时，曾 “开悲田而救济贫病”，“躬调药物，以治病患”。到日本后，又“治疗皇太后弗豫有功，任大僧正”。鉴真对本草学也有研究，在视力很差的情况下，凭其他感官(口、牙、鼻、耳、手)的直觉来鉴别药物，日本“邦人效之，医道益辟”。在日本医学史上占有相当高的地位。
　　自日本向隋唐派使以来，许多学问僧(约有92人)来华学禅，回国时也把中国医药带走。日僧荣西两次入宋，携茶种回日，著《吃茶养生记》，饮茶遂风靡东瀛。日僧月湖留明，居钱塘，师虞抟，后有田代三喜从其学，学成回国，在日本大倡程朱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