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的中国化过程，是佛学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互碰撞、交流、融合的过程，其中亦包含有与道学思想的相互影响与渗透。佛学对道学的吸收，始于汉魏之际，对中土黄老神仙方术的主动迎合和对灵魂不死、鬼神崇拜等观念的大胆吸收，使得佛学出现方术灵神化的倾向。魏晋时期，佛学进而借助老庄的玄思和魏晋玄学的名相概念来阐发佛理，佛教般若学派的“六家七宗”的出现，就是玄学影响的结果（5）。道学对佛学的吸收也是与其自身发展紧密相连的，道教在魏晋能有较大的发展而渐趋成熟，从经书的制定、行为的规范到道观的建设无不是吸收仿效佛教的体制的结果（6）。而在唐宋文化嬗递的过程中，道教不断从佛学的哲理中（主要是禅宗）吸取养分，以发展自身的清净空寂的成分，这在武当武术内丹思想中已见端倪。

　　著名史学家、武术家清人黄百家在《内家拳法》中说：“自外家至少林，其术精矣。张三丰既精于少林，复而翻之，是名内家，其得一、二者。已足胜少林。”按黄百家之意，张三丰所精之“少林”，当包括外家功夫在内，即张三丰原来的中华功夫。武当内家、少林外家之说最早见于明清之际，即朴学大师黄宗羲的《南雷文集•王征南墓志铭》中（7）。事实上，外家功夫与早期佛教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它的武术技击训练法和佛学理论不成同一体系，并不代表佛门原始拳法，只是古代中国实用武术的一个汇集提炼（8）。尽管如此，黄百家在此处还是点出了少林对武当的影响，也就是佛学对武当武术的影响。张三丰能“复而翻之”，一方面是因为他精于外家功夫，有此基础其武功才能发生质的变化；另一方面是由于他精于佛学禅理，并能援佛入道，如此才能对道教内丹理论予以提升，使武当武术产生质变的动力。有必要说明的是，中国化的佛学对武当武术的影响不只是在外家功夫上，其禅宗哲理也对道教内丹思想的发展有深深的浸淫，这在张三丰之前就是如此，武当武术的内丹思想只不过继承了以前的道教内丹思想罢了。自明以降，武当武术发生了质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武当道派众多且诸派混融。武当道派主要有隐修派、龙门派、华山派、榔梅派、乌龙派以及综合派等，但总体上可分为正一派（或符箓派）和全真派。龙门派、华山派、榔梅派均属全真教派，尚内丹修炼；乌龙派属正一派，主事符箓法令之术，为顺应时世，也习内丹；综合派两者兼而习之；隐修派是武当传统教派，宋元以来即事内丹修炼。可以说武当武术之所以至明代发生质的变化，主要因内丹学说发展所致，而谈内丹就不可忽略佛学对其产生的影响。

　　道教内丹学说兴起于唐末五代，至两宋趋于成熟，几成取代内丹以外一切道教传统炼养方式之势，事内丹学说之教派主要是流传于南宋的金丹派及兴起于金朝的全真派（即内丹的南北二派）。虽说这些内丹派系皆自称可追溯至钟离权、吕洞宾一系，但对这些派系影响最深的当数钟、吕的第四代传人陈抟。陈抟淹通三教，自成一家，在内丹学以及道家易学上建树颇丰，为宋元内丹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武当张三丰“隐仙”一派，自称源出陈抟，如其睡功“螫龙法”就与陈抟丹法有一定关系（9）。陈抟丹法的思想，虽本于《老子》、《周易参同契》，但承唐末引禅入道之遗风，也吸收了佛教的“空观”理论。唐宋之际，道教内丹术引禅宗之以“空”论“道”，援天台宗之以“观”援“法”。陈抟还给空观赋予新的内容，从而完善了道教；同时有所创新，撰《观空篇》，有“顽空”、“性空”、“法空”、“真空”、“不空”等五空，而五空之说源出佛门。他在《广慈禅院修瑞像记》中还直接引用了“十地”、“因空”、“无相”、“圆明”、“心印”、“五蕴”、“法相”、“三昧”、“非法”、“非名”等佛家术语。张三丰《金丹诗•十》有：“三昧初从离下发，一符始自坎中浮。”“三昧”为为佛教习用术语，为佛教重要修行方法之一，意思是使心神平静，杂念止息。这里指三昧真火，分上中下：上昧君火，生于心，心外阳内阴，象征离卦；中昧臣火，生于肾；下昧民火，生于膀胱。此三昧火首从君火而发，以心神凝聚丹田，故称“三昧初从离下发”。

　　陈抟以下，其弟子从张无梦、刘海蟾，到张伯端、王重阳，乃至内丹派南宗、北宗的形成，其理论都与陈抟丹法相同，即继续三教合一的实践，注重从佛教吸取营养，张伯端和王重阳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人物。

　　张伯端，号紫阳，为内丹南宗的创始人，其代表作《悟真篇》乃《周易参同契》以来最重要的内丹专著，武当山南岩洞所藏的《武当山炼性修真全图》，就是武当道教将《黄庭经》、《周易参同契》及《悟真篇》融为一炉的作品。张伯端在《悟真篇•序》中自称：“仆幼亲善教，涉猎三教经书”。当他仕进绝途时，遂向往宗教，由儒入道，由道及佛。概观张伯端内丹学，“大略以禅道结合、先命后性为特征，主张从传统内丹修命入手，修命时强调须用先天精气为药物，炼精气须用元神所生真神为主人，末后则以上求禅宗所求无生空寂、神通妙用之境为究竟归宿。一言以蔽之，可谓由道入禅。”（10）性命之说，道学本极为重视，钟吕派内丹就以性命双修为宗，但养神修性，道教则稍逊佛教一筹。儒学经典虽隐含性命之指，却没有丹诀传授，故儒学应本不知性命。因此，向佛教取经，是内丹家极为自然的事。但佛教“以性宗立教，故详言性而略言命”，张伯端高唱三教归一，认为“性命本不相离，道释实无二致，彼释迦生于西土，亦得金丹之道，性命兼修，是为最上乘法”（11）。如此说来，道教确应讲究“性命”，而且要“兼修”，《悟真篇》七绝第一首就评价“禅宗”说：“饶君了悟真如性，未免抛身却入身，何以更兼修大药，顿超无漏作真人”，此处“兼”是指性命要兼顾，“大药”指金丹，张伯端吸收佛教之言“性”，却认为佛教中最高深的禅宗亦不高明，有单修性命之嫌。而从《武当山炼性修真全图》，就不难看出武当武术对含有佛学养神修性内容的张伯端《悟真篇》的尊崇。

　　北宗全真教王重阳更是不断从佛教吸取素养以完善道教内丹学说。就像王重阳自己在《全真集》中所说，“三教搜来作一家”、“道释儒理最深”，他除了将《道德经》、《孝经》、《清静经》作为传道或授徒的必读经书外，还十分重视佛教的《般若心经》。般若本是梵文Praj？ā的音译，为“智慧”的意思，它是佛学特指的能观悟万法性空、觉悟成佛的一种智慧。《般若心经》是唐宋时流传的佛经《大般若经》的节本，它宣扬“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得真心兮无挂碍，无挂碍兮能自在”，特别强调要在思想上无任何执着，哪怕是执着于“空”也不符合“空观”的要求。他还将佛教心性说融入内丹体系中，主张识心见性、“顿悟而渐修”。“空”的思想在武当内丹思想中也有体现，张三丰《金丹诗•十九》云：“他房气血浑忘却，宝鼎金炉不用看。”修炼处于大定大静之中，一任天地自然造化主宰，死心人定，可谓“真空”。《金丹诗•九》又云：“玄机不许庸人说，大药须令志士尝。”意思是说，虽道教有言，大道至易至简，人人皆可修道成仙，“山野愚夫，得之立登仙位”，此无非言道不远人。但庸愚之人，纵使将理说得万分明白，也未必能懂得其中真谛。修道一事，既要勤学苦练，耐得清静寂寞，还要有悟性，明白其中真义。注重悟性，是佛教禅宗的典型特征。显然，武当武术在这方面也受到佛教的影响。武当拳功中的形意、太极、八卦及诸多拳种中的招式及其攻防、进退，是可以传授、观摩和学习的。然而，武当拳功各类拳种的不同意境、神韵、内在的气质和遒劲，则必须先意会，用直觉去领悟，然后在反复的运用实践中去感受和加深理解，这就是武当武术所遵循的无法——感悟——有法这一无穷变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