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印度佛教与中国古代汉地医药学
(2009-06-29 15: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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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医药学龙树僧人鉴真印度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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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佛教产生于印度，由印度传入中国，所以本文不仅要涉及到中国古代的医药学，也要涉及到印度甚至南亚及南亚周围一些地区（古代统称为“西域”）的医药学。正是由于佛教的传播，促进了中国与印度这两大文明古国的医药学交流，使中国医药学在不断吸收外来因素的基础上发达繁荣起来。作者薛克翘，1945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员。
佛教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组成部分，与中国古代科技有密切的关系。例如，佛教曾为中国古代天文学、数学的发展作出过突出贡献，也在古代建筑学、印刷术以及地理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各个领域起到过积极的推动作用。我们这里要谈的是佛教在中国古代医药学中的作用和贡献。
一、后汉至隋
两汉之际，佛教传入我国，并对我国的医药学发生了影响。这影响大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西域来华僧人传来了西域，特别是南亚的医药学知识；二是大量佛经的翻译，以文字形式将南亚的医药学知识介绍了进来；三是中国出现了一批懂得医药学知识并能为人用药治病的僧人。这些，对于中国医药学发展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西域来华医僧
这一时期来华的西域僧人，特别是南亚僧人中，有许多人都学习过《五明》。“五明”的意思是五种知识，包括：一、声明，即语言音韵方面的知识；二、工巧明，即工艺算历等方面的知识；三、医方明，即医学方面的知识；四、因明，即逻辑论辩方面的知识；五、内明，即人生、灵魂与宇宙等方面的知识。这些都是婆罗门教的基础教育内容，佛教也不排斥。因此，西域来华僧人懂得一些医学知识是常事，不足为怪。他们把西域的医学知识传入中国中原地区，并有不少为人治病的例子。这里不可能一一列出，只能举出一些有代表性的例证。
据《高僧传》卷一《安清传》，安世高综达“医方异术”，他虽然是安息国王子，但他皈依佛门，精通诸经，对南亚的医术也必然了解。
卷二《佛陀耶舍传》有印度来华僧人佛陀耶舍用药水加咒为弟子洗足，并令其能疾行的故事，如果拂去其神秘的色彩，则是行医用药的生动例子。
卷三《求那跋摩传》说，印度僧人求那跋摩善医，曾在婆国（今爪哇）两度为当地的国王医治脚伤，后于刘宋初年来华。
同卷《求那跋陀罗传》说，求那跋陀罗本婆罗门种，幼学五明诸论，博通“医方咒术”。元嘉十二年（435年）至广州。
卷四《于法开传》说，于法开（多半是于阗，即今新疆和田人）“祖述耆婆，妙通医法。尝乞食投主人家，值妇人在草危急，众治不验，举家遑扰……主人正宰羊，欲为淫祀，开令取少肉为羹，进竟，因气针之，须臾羊膜裹儿而出。升平五年（361）孝宗有疾，开视脉，知不起，不肯复入”。从这段记载看，于法开的医术主要来自印度古代名医耆婆的传统，但他又会针灸、切脉，可见他已把印度医法与中国医法结合起来了。曾经有人问他：“法师高明刚简，何以医术经怀？”他回答说：“明六度以除四魔之病，调九候以疗风寒之疾，自利利人，不亦可乎？”可见，他学医的目的是“自利利人”。卷九《佛图澄传》说，西域人佛图澄的医术非常神妙，他于晋代来到洛阳。后赵石虎的儿子石斌暴病而亡，“澄乃取杨枝咒之，须臾能起，有顷平复。”“时有痼疾，世莫能治者，澄为医疗，应时疗损，阴施默益者，不可胜记。”
同卷《耆域传》说，晋代来华的印度僧人耆域是一名神医。当时衡阳太守滕永文得病，“经年不差，两脚挛屈不能起行”，域“取净水一杯，杨柳一枝，便以杨柳拂水，举手向永文而咒，如此者三。因以两手搦永文两膝令起，即起行步如故。”又有一病者将死，耆域把他救活。佛图澄和耆域的故事不免被神化和夸大，但他们深明医术，又曾治病救人恐怕是真的。
（二）汉地医僧
中国中原地方的僧人中，也有不少懂得医道的。下面举几个例子。
据《高僧传》卷四《于道邃传》：于道邃，晋代敦煌人，“年十六出家，事兰公为弟子。学业高明，内外该览，善方药，美书札，洞谙殊俗”。
同书卷十《诃罗竭传》记载，晋代僧人诃罗竭本是樊阳人。晋武帝太康九年（288），他到洛阳，正赶上那里流行疾病，“死者相继，竭为咒治，十差八九。”
据《续高僧传》卷二十六《道丰传》：北齐时僧人道丰“炼丹黄白、医疗占相，世之术艺，无所不解。”他曾经以针灸为人治病。
同卷《法济传》说，陈隋间僧人法济，常常为人治病。“如有疹疾，咒水饮之，无不必愈。”这里是夸大了咒语的力量，但同以前举过的一些例子一样，我们可以相信，法济是懂得医学的。
同书卷十八《法进传》说，隋代法进也懂得医术。开皇年间（公元581—600年），蜀王的一个妃子病重，请许多人都治不好，蜀王便差人去请法进禅师。法进去了，手到病除。
《太平御览》卷七二四引《千金序》三条，提到这一时期的汉地僧医三人：
其一曰：“沙门支法存，岭表僧也，性敦方药。自永嘉南渡，士大夫不袭水土，皆患脚弱，唯法存能拯济之。”
其二曰：“仰道人，岭表僧也。虽以聪慧入道，长以医术开怀。因晋朝南移，衣缨士族不袭水土，皆患脚软之疾，染者无不毙踣，而此僧独能疗之。天下知名焉。” 其三曰：“僧深，齐宋间道人，善疗脚弱气之疾。撰录法存等诸家医方三十余卷，经用多效，时人号曰《深师方》焉。”
《魏书》卷九十一《李修传》载：“李修，字思祖，本阳平馆陶人。父亮，少学医术，未能精究。世祖时，奔刘义隆于彭城，又就沙门僧坦研习众方，略尽其术，针灸授药，莫不有效。徐兖之间，多所救恤，四方疾苦，不远千里，竟往从之。”“修兄元孙……亦遵父业而不及。”“修略与兄同。晚入代京，历位中散令，以功赐爵下蔡子，迁给事中。太和中，常在禁内。高祖、文明太后时有不豫，修侍针药，治多有效。……集诸学士及工书者百余人，在东宫撰诸药方百余卷，皆行于世。”“子天授……医术又不逮父。”这里说的是李亮祖孙三代行医的事，李亮最有成就，李元孙和李修次之，李天授又次之。李亮的医术主要得益于沙门僧坦。
同卷《崔传》又记：“崔，字文若，清河东武城人。……少尝诣青州，逢隐逸沙门，教以《素问》九卷及《甲乙》，遂善医术。中山王英子略曾病，王显等不能疗，针之，抽针即愈。”“子景哲，豪率，亦以医术知名。”这里又是一个得益于沙门的医学世家。
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些。
当然，我们还注意到，在佛教传播的过程中，有些僧人并不是真正的医生，而是利用医药扩大自己的影响。如刘宋时周朗的《上书献谠言》中就曾提出，说有的僧人“假揉医术”而不遵守佛教戒律。在佛教的大潮中，有时难免泥沙俱下，但这并不影响主流的积极意义，从整体上看，还应该肯定僧人们对我国医药学的积极贡献。
（三）西域输华医书
印度古代的医学理论在佛书中保存了不少，因此，随着佛经的翻译，印度的一些医学理论也传入了中国。在这一时期，除了翻译了有关佛经而外，还译有印度传统医学的专门书籍。
《高僧传》卷二《昙无谶传》，记沮渠安阳从天竺法师佛驮斯那学《禅秘要治病经》，后又将此经译为汉文。另外，三国吴竺律炎共支谦译的《佛医经》、西晋法炬共法立译的《法句喻经》、苻秦昙摩难提译的《增一阿含经》、鸠摩罗什译的《大智度论》、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的《四分律》、弗若多罗共罗什译的《十诵律》、东晋法显佛驮跋陀译的《摩诃僧 律》、刘宋佛陀什共竺道生译的《五分律》、北凉昙无谶译的《金光明经》等等，都或多或少地含有印度医药学知识。
其中，《佛医经》较详细地谈论了病理，认为人体是由“四大”，即地、水、风、火四种元素，和合而成；四大不调，人即生病；季节变化、饮食男女、心理状况、生活习惯等，都会影响人体四大要素的消长，从而使人体内在的机制保持平衡或失去平衡；平衡即健康，失衡即患病。这些理论与中国古代的一些医学理论有相似之处，容易被中国人接受。
《十诵律》卷二六《医药法》用一整卷谈饮食卫生、用药治病以及佛陀传教时的有关例证。其中提到“四种含消药”，即“酥、油、蜜、石蜜”。
还提到“四种药”，即“一、时药，二、时分药，三、七日药，四、尽形药”，并作了详细的说明。如解释“尽形药”（《五分律》译作“终身药”）时，说有“五种根药”（舍利、姜、附子、波提毗沙、菖蒲根），“五种果药”（呵梨勒、卑醯勒、阿摩勒、胡椒、荜钵罗），“五种盐”（黑盐、紫盐、赤盐、卤土盐、白盐），“五种树胶药”（兴渠、萨罗茶帝、夜帝、夜波罗帝、夜那）和“五种汤”（根汤、茎汤、叶汤、花汤、果汤）。这些也都与中医药学有相通之处。
据《隋书》卷三十四《经籍三》，这一时期从南亚传来有关医药、养生（包括以巫术驱邪）方面的书籍有《龙树菩萨药方》4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23卷、《香山仙人药方》10卷、《西域婆罗仙人方》3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4卷、《婆罗门诸仙药方》20卷、《婆罗门药方》5卷、《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2卷、《乾陀利治鬼方》10卷、《新录乾陀利治鬼方》4卷、《龙树菩萨和香法》2卷、《龙树菩萨养性方》一卷。可惜这些书籍没有流传下来，但其中一些药方却在别的书中保存下来了。
（四）印度医学的影响
晋代葛洪曾编有《肘后救卒方》3卷，86篇。到南梁时，陶宏景对此书重加整理，将86篇改编为79篇，又增补了22篇，成为101篇，并改其名为《补阙肘后百一方》。陶宏景生于刘宋元嘉二十九年（452），卒于梁大同二年（536），他少时喜读葛洪《神仙传》，19岁为官，41岁辞官隐居，其后又受五戒而皈依佛门。由于他受了佛教的影响，因而他所编的这部医学名著也反映出佛经中介绍的印度古医学理论。如他在此书的自序中说：“佛经云：人用四大成身，一大辄有一百一病。”陶宏景引用的这句话出自《佛说医经》和《智度论》。据《法苑珠林》卷九五《病苦篇》引《佛说医经》：“人身本有四病（大），一地、二水、三火、四风。风增气起，火增热起，水增寒起，土增力盛本。从是四病（大）起四百四病。”又引《智度论》：“四百四病者，四大为身，常相侵害，一一大中，百一病起。”意思是说，四大不调会引起404种病，一大不调即引起101种病。陶宏景显然是接受了这一理论，故而将其书刻意编为101篇，并改名为《百一方》。
南梁有书目《七录》，其中著录有《摩诃出胡国方》和《杂戎狄方》，可能与印度医药有关，尤其是前者。如是，则其时已有古印度药方在华流传，或已为国人所用。
二、唐代以后
（一）史书记载
《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卷八四《郝处俊传》、卷一九八和《唐会要》卷五二、卷一百，均记有贞观二十二年（648）有天竺僧到中国为太宗制“延年之药”事，“太宗试服，遂致暴疾。”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事件。那个天竺僧可能确有医术，但所谓“延年之药”（“长年药”）则是骗人的东西。
《旧唐书》卷一九八记，开元七年（719），宾国遣使来朝，进“秘要方并蕃药等物。”开元十八年（730），“北天竺国三藏沙门僧密多献质汗等药。”《册府元龟》卷九七一记，开元二十五年（737，《贞元录》卷十四记在开元二十一年），“东天竺大德达摩战献胡药”。
《新唐书》卷四九著录有《菩提达磨息胎诀》一卷，盖养生类书。又有郑虔《胡本草》7卷，其中必然要涉及南亚传入的草药。
《宋史》卷二十七著录有《耆婆脉经》3卷、《耆婆六十四问》一卷、《龙树眼论》一卷、《耆婆要用方》一卷、波驮波利译《吞字贴肿方》一卷、《婆罗门僧服仙茅方》一卷和《耆婆五藏论》一卷。这些书目均不见于《隋书·经籍志》，可能是唐以后传入中国的。
《通志》卷六九则把《隋志》和《宋志》著录的有关书目都收了进去，而且还增加了《摩诃出胡国方》10卷。
由此可知，这些书在宋代还有相当的影响。
在这些书中，有两个人物很突出，那就是耆婆和龙树。
耆婆，梵语作Jiva或者Jivaka（此字的原意是“生命”），又译为耆域、时缚迦，佛经中关于他的传说很多，后汉安世高译过《柰女耆域因缘经》和《柰女耆婆经》，经中说耆婆是柰女与萍沙王（即频比沙罗，Bimbisara）之子。但《经律异相》卷三二引《四分律》说他是萍沙王之子无畏王子与妓女所生，生下后被弃于巷中，无畏王子见了，便问这是什么，旁边的人说是小儿，无畏又问：是死是活？答说：是活的。无畏便让人抱回收养，并给他起名耆婆（“活的”）。耆婆长大，无畏让他外出学习技艺，他便到得叉尸罗处拜师学医。7年学成，遍识天下药物。据以上诸经，耆婆大体上是佛陀时代的人。《十诵律》卷二七说他曾为佛陀治病。此外，各经还有一些其他传说，尽管时间上有差别，但都一致称他为“医王”和“药王”。至于《高僧传》卷九所记之耆域，是“晋惠之末（306）”到洛阳的，时间虽晚，却也是以医术见长，不知是否与佛陀时的耆婆有传承关系。
龙树，梵文为 Nagarjuna。印度叫龙树的人很多，历史上最有名的龙树本是大乘佛教早期的大师，后世称为龙树菩萨，是马鸣菩萨的弟子，约2、3世纪时的南天竺人，有《中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等若干重要著作传世。至于那些冠以龙树名义的药书，则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的著作。
《文献通考》卷二二二在《龙树眼论》下考曰：“晁氏曰：佛经，龙树大士者能治眼疾。假其说，集七十二种目病之方。”可见，古人有时把两个龙树混为一谈。
不过，《龙树眼论》在唐代是十分有名的。白居易有首《眼病》诗，其后半写道：案上谩铺《龙树论》，盒中虚捻决明丸。人间方药应无益，争得金篦试刮看。
唐代还有擅长治眼病的印度僧人。如刘禹锡的《赠眼医婆罗门僧》诗中就曾写道：
三秋伤望眼，终日哭途穷。
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
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
师有金篦术，如何为发蒙。
这两首诗中的“金篦术”即当时印度眼医之金篦决障术，即以金针治疗白内障的技术。唐诗中提到金篦术的诗还有一些，如杜甫《谒文公上方》中有这样两句：
金篦刮眼膜，
价重百车渠。
白居易《病中看经赠诸道侣》有这样四句：
右眼昏花左足风，
金篦石水用无功。
不如回念三乘乐，
便是浮生百病空。
李商隐《和孙朴韦蟾孔雀咏》有这样两句：
约眉怜翠羽，
刮目想金篦。
以上，除了刘禹锡的诗是写真人真事外，其余诗中所说金篦似乎都是运用典故。那么，这个典故出自哪里呢？还是要从佛经中寻找。北凉昙无谶译《大般涅B231经》卷八有这样一段话：“佛言：善男子，如百盲人为治目故，造诣良医，是时良医即以金篦抉其眼膜……”。这说明，印度古代很早就有了这一技术。40卷本的《大般涅B231经》又简称为《大涅B231经》或《涅B231经》，是大乘佛教的五大部经典之一，它的翻译在北凉时代，即428—452年之间。但据文献记载，早在后汉时，支娄迦谶就翻译过《梵般泥洹经》2卷，后来三国时又有安法贤翻译的《大般涅 1经》2卷、支谦翻译的《大般泥洹经》2卷，不过，这三种译本都是节译，而且在北凉之前已经失传。晋代，法显又与佛驮跋陀罗合译出《大般泥洹经》6卷，相当于40卷本《涅B231经》的前十卷。这样说来，印度的金篦术至少在晋代以前就已经发明。
不过，这一著名技术后来很快就失传了，在印度也不见了踪影。有趣的是，在千年后的今天，即本世纪的80年代，这一技术又由中国医生给复活了，并回传到印度。这里有一段佳话：1981年，由中国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唐由之等六人组成的中国传统医学考察团到印度访问。他们在印度期间共访问了6个城市，与印度医学界的同行广泛交流和切磋两国传统医学理论和技术。年末，他们在印度北方城市贝拿勒斯与传统印医研究所的上百名印医专家会聚一堂，观看了由中国考察团带来的记录片。这部记录片记录的是中国医生做“金针拨白内障”手术的情形，片中主持手术的就是唐由之教授。印度专家们看完影片之后，无不热烈鼓掌喝彩，他们为这一古老绝技的复活兴奋不已，纷纷上前与中国医生握手拥抱，场面十分感人。
唐代，僧人还曾把中国的医药和医药知识传播到国外，如朝鲜和日本等。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并在日本传播中国医药学。唐代，日本派到中国来的留学僧人很多，据《唐大和尚东征传》记载，鉴真及其弟子是应日本遣唐学问僧荣睿和普照的邀请，才决定东渡日本传播佛教的。鉴真为了去日本曾做了充分的准备，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五次东渡，经历了九死一生，都没有获得成功，而在此期间他的双目失明了。754年，他第六次东渡终于成功，此时他已经是66岁的高龄了。鉴真精于中国传统的医药学，据日本的《续记·天平宝字七年五月戊申》记载，当时日本人大多不会辨别药物的真假，于是日皇下令把药物拿去让鉴真鉴定，鉴真因为双目失明，便用鼻子根据气味鉴定，竟然一次都没有出错。据说，当时日本的光明皇太后生了病，鉴真曾为她进药，效果很好。后来，日本一直流传着鉴真的《鉴上人秘方》一卷。从这一事例可知，我国唐代的确有一些精通医药的僧人，他们为中国医药学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据《宋史》卷四八九，大中祥符八年（1015），南印度注辇国遣使献“香药三千三百斤”；熙宁十年（1077），又遣使27人献阿魏、硼砂等药物，神宗“诏遣御药宣劳之”。这都是南亚药物于宋代大宗输华的例子，是政府间的交流。另据《诸蕃志》卷上，南毗国商人将本国土产运至东南亚，各国商人在那里贸易，贸易用货中有大黄、黄连等药物，而这些药物则是中国的土产。这是中国药物输往南亚的例子，是民间的交流。政府间交流也好，民间交流也好，这中间佛教是起过作用的，正是由于佛教的促进，双方的政府和人民对彼此的药物情况有了更明确的了解和认识。
又据《辽史》卷十四：“统和十九年（1001）春正月，甲申，回鹘进梵僧名医。”回鹘是中亚突厥人，而梵僧名医可能来自南亚。这是外国医生来华传播医学的例证。
（二）僧书记载
这里的“僧书”指僧人的撰、译著作。唐宋时代，僧人涉及医药方面的著译不少，如唐义净著《南海寄归内法传》，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百一羯磨》，道世《法苑珠林》（有关部分），宋法贤译《救疗小儿疾病经》，等等。下面着重介绍《南海寄归内法传》的记载。
《南海寄归内法传》配合佛教的戒律撰写了40个问题，分为4卷，每卷谈约10个问题。其中涉及到卫生保健、用药治病的问题不少。下面逐一叙述。
第8个题目是《朝嚼齿木》，介绍了印度人的口腔保健法：嚼齿木和漱口。文中说“齿木者，梵云惮哆家瑟诧（dantakastha）……长十二指，短不减八指，大如小指。一头缓，须熟嚼良久，净刷牙关……用罢擘破，屈而刮舌。”其好处是“坚齿口香，消食去。用之半月，口气顿除。牙疼齿惫，三旬即愈。要须熟嚼净揩，令涎流出，多水净漱，斯其法也。次后若能鼻中饮水一抄，此是龙树长年之术。必其鼻中不惯，口饮亦佳。久而用之，便少疾病。”中国古人刷牙，大抵与印度的齿木有关。
第２０个题目是《洗浴随时》，说“洗浴者并须饥时。浴已方食，有其二益：一则身体清虚，无诸垢秽；二则痰消散，能餐饮食。饱食方洗，《医明》所讳。”这是以古印度《医方明》的观点解释沐浴与饮食的关系。
第22题是《卧息方法》，讲述了古印度的坐具、卧具及其与健康的关系。
第23题《经行少病》说：“五天之地，道俗多作经行。直来直去，唯遵一路，随时适性，勿居闹处。一则痊疴，二能销食。禺中日 ，即行时也。或可出寺长引，或于廊下徐行。若不为之，身多病苦，遂令脚肿肚肿，臂疼膊疼。但有痰不销，并是端居所致。必若能行此事，实可资身长道。”这里讲的是步行运动的好处。
第27题《先体病源》集中谈论了印度医药学知识。先说饮食与健康的关系，强调根据身体健康情况进食，而健康情况则要“观四大之强弱”。又介绍古代印度医学理论，说，“然西方《五明论》中，其《医明》曰：‘先当察声色，然后行八医；如不解斯妙，求顺乃成违。’言八医者，一论所有诸疮，二论针刺首疾，三论身患，四论鬼瘴，五论恶揭陀药，六论童子病，七论长年方，八论足身力。言疮事兼内外。首疾但自在头。齐咽已下，名为身患。鬼瘴谓是邪魅。恶揭陀遍治诸毒。童子始从胎内至年十六。长年则延身久存。足力乃身体强健。”其中，“察声色”有似中医之“望诊”；“八医”则是印度古代医学的八个分科。继而将中外草药作对比，“西方药味与东夏不同，互有互无，事非一概。且如人参、茯苓、当归、远志、乌头、附子、麻黄、细辛，若斯之流，神州上药。察问西国，咸不见有。西方则多足诃黎勒，北道则时有郁金香，西边乃阿魏丰饶，南海则少出龙脑。三种豆蔻，皆在杜和罗。两色丁香，咸生掘沦国。唯斯色类，是同所须，自余药物，不足收采。”最后说到病源：“凡四大之身有病生者，咸从多食而起，或由劳累而发”，强调“体病本”、“解调将”、“止流塞源”、“伐树除本”，一句话，“四大调畅，百病不生。”这都是很有道理的。
第28题《进药方法》首先讲印度医理：“夫四大违和，生灵共有，八节交竞，发动无恒，凡是病生，即须将息。故世尊亲说《医方经》曰……初则地大增，令身沉重。二则水大积，涕唾乖常。三则火大盛，颈胸壮热。四则风大动，气息击冲。”然后根据病情提出“断食”、“饮汤”、“近火”、“涂膏”等将息方法。还特别介绍了“三等丸”的制作和服用方法。最后，根据印度《医明》，强调了生病时“绝食”的重要：“此等《医明》传乎帝释，五明一数，五天共遵。其中要者，绝食为最。”并阐述了绝食的好处及其时间、地区、条件、禁忌等。
第29题《除其弊药》对庸医假药进行了抨击，告诫人们不可乱用药，至于那些有用而易得的药，则要常备身边：“然而，除蛇蝎毒，自有硫黄、雄黄、雌黄之石，片子随身，诚非难得。若遭热瘴，即有甘草、恒山、苦参之汤，贮畜少多，理便易获。姜椒荜拨，旦咽而风冷全祛；石蜜砂糖，夜飧而饥渴俱息。不畜汤药之直，临时定有阙如。”
总之，《南海寄归内法传》中关于医药的部分有这样几点值得注意：一、义净作为僧人，宗法印度戒律，祖述西天《医明》，都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并没有一味地照搬印度医药成法，而是时时不忘神州医药成就，往往以二者加以比较，融汇贯通，中西结合，旨在实用。二、义净能根据中国与印度地理、气候、物产、习俗等差异提出自己的见解，既不违背佛理、《医明》的大旨，又使中国僧俗易于理解，切实可行，行之有效。三、义净是一位医药学的有心人，是一位实践家。他在取经当中能问医问药，详细观察，这为他进行中西医比较打下基础；他能长期坚持防病养生的实践，并将自己的体会融之于书，增加了书的说服力。四、《进药方法》一章有这样一段话：“神州药石根茎之类，数乃四百有余，多并色味精奇，香气芬郁，可以蠲疾，可以王神。针灸之医，诊脉之术，赡部洲中，无以加也……异物奇珍，咸萃于彼，故体人像物，号曰神州。五天之内，谁不加尚？四海之中，孰不钦奉？”可见，义净是怀着巨大的爱国情怀和自豪感巡礼西天各地的，印度人当时对中国医药学已有不少了解，而且加以崇尚，这是中国医药学向印度传播的记载，尽管不具体，但义净决不会无中生有。在义净周游五印度时，他也很可能曾向当地僧俗介绍过中国医药知识。
（三）《千金方》和《外台秘要》
1．孙思邈与《千金方》
《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合称《千金方》）的作者均是隋唐时代的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前者是他于永徽三年（652）在广泛搜集历代各家方书和民间验方的基础上编辑成的，后者是他于30年后根据自己的行医经验撰写成的。这两部书都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医学类书，在中国医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据《旧唐书》本传，孙思邈“七岁就学，日讲千余言。弱冠，善谈老庄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即是说，他很早就受有佛教典籍的影响，并在他的著作中表现了出来。在《千金要方》的《序例》中，他写道：“经说：‘地水火风，和合成人。凡人火气不调，举身蒸热；风气不调，全身强直，诸毛孔闭塞；水气不调，身体浮肿，气满喘粗；土气不调，四肢不举，言无音声。火去则身冷，风止则气绝，水竭则无血，土散则身裂……凡四气合德，四神安和。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四神动作，四百四病，同时俱发。’又云：‘一百一病，不治自愈；一百一病，须治而愈；一百一病，虽治难愈；一百一病，真死不治。’”这说明他的医学思想包含着印度医学理论的成分，而这些印度古代的医理主要是通过佛教传播到中国来的。
在1936年的《中国医学杂志》上，范行准先生发表了《胡方考》一文，他认为，《千金翼方》卷十一《小儿眼病》中的《赤眼方》、《治赤眼方》、卷十二《养生》中的《服昌蒲方》、《耆婆汤主大虚冷风羸弱无颜色方》、卷十七《中风》中的《硫黄煎主脚弱连屈虚冷方》、卷十九《杂病》中的《酥蜜煎主消渴方》、《羊髓煎主消渴口干濡咽方》、《酥蜜煎主诸渴方》、卷二一《万病》中的《阿加陀药主诸种病及将息服法久服益人神色无诸病方》、《阿魏雷丸散方》、《苦参消石酒方》、《大白膏方》、《大黑膏方》、《浸汤方》、《天真百畏丸》、《治十种大癞方》、《治癫神验方》、卷二二《飞炼》中的《耆婆大士治人五脏六腑内万病及补益长年不老方》等等，均属来自印度的方剂。
在《服昌蒲方》中，孙思邈则明确写道：此方是“天竺摩揭陀国王舍城邑陀寺三藏法师跋摩米帝以大业八年与突厥使主，至武德六年七月二十三日为洛州大德护法师、净土寺主矩师笔译出。”在《苦参消石酒方》所附《浸酒法》中则说：“黄青白消石等是百药之王，能杀诸虫，可以长生，出自乌场国，采无时。此方出《耆婆医方论·治疾风品法》中。”可见，上述各方有的是采自印度医书，有的是采用了印度方面传来的药物。
2．王焘与《外台秘要》
《外台秘要》的作者是略晚于孙思邈的另一位唐代医药学家王焘。据《新唐书》本传，王焘出身于仕宦之家，曾为官，性至孝，“数从高医游，遂穷其术，因以所学作书，号《外台秘要》”。《外台秘要》成书于天宝十一年（752），全书40卷，分1104门，载有6000余方，是汇集前人69家医方书而撰成的医学巨著。其中介绍了不少南亚方面的医药学知识。
除了范行准先生的《胡方考》一文外，1984年第二期《南亚研究》上又有房定亚等三位先生的《从〈外台秘要〉看印度医学对我国医学的影响》一文。现据这两篇文章及其他资料作以下介绍。
《外台秘要》卷二一《眼疾二十四门》记曰：“谢道人曰：夫眼者，六神之主也。身者，四大所成也。地水火风，阴阳气候，以成人身八尺之体。骨肉肌肤，块然而处，是地大也；血泪膏涕津润之处，是水大也；生气温暖，是火大也；举动行来，屈伸俯仰，喘息视瞑，是风大也。四种假合，以成人身。”王焘说此谢道人俗姓谢，号陇上道人，住齐州，从西国胡僧学眼科医术。同卷同门又有谢道人撰《天竺经论眼序》一首，曰：“盖闻乾坤之道，唯人为贵，在身所重，唯眼为宝。以其所系，妙绝通神，语其六根，眼最称上。是以疗眼之方，无轻易尔。”这里的谢道人无疑是一位僧人，而从谢道人的言论看，他是受了印度医学理论的影响，因此，他所从学的“西国胡僧”很可能是印度僧人。
除了这些理论方面的影响外，据范行准先生《胡方考》，书中有关印度的方剂尚有卷三引《深师方》的《酪酥煎丸》、卷九引《千金方》的《疗肺病咳嗽脓血及唾涕血不止方》、卷十引《千金方》的《疗土气方》、引《救急方》的《疗上气咳肺气胸痛方》、卷十九引《张文仲方》的《牛膝三物散》、引《肘后方》的《疗脚气方》、卷二十一引《肘后方》的《疗眼赤无新久皆差神验方》、引《近效方》的《眼赤痛眼漠漠方》、《敕赐源乾曜疗赤眼方》、引《崔氏方》的《眼赤并胎赤方》、引《必效方》的《眼风赤久胎赤方》、引《救急方》的《久患风赤眼方》、引《必效方》的《疗眼暴赤方》、引《延年方》的《令目明方》、引《近效方》的《眼中一切诸疾方》两种、卷三十引《近效方》的《婆罗门僧疗大风疾并压丹石热毒热风手脚不随方》、《疗一切热疮肿硝石膏方》、卷三十一引《近效方》的《莲子草膏》、引《广济方》的《蒜煎方》、《地黄煎》、卷三十八的《耆婆汤》，等等。这些药方中，有的出在唐代以前，有的则流行于唐代，有的甚至是唐朝宫廷中使用的。此外还有一些香药方、熏衣香药方，则多是供上层社会所使用。
《外台秘要》所录诸方中，有两个与耆婆有关的药方，很引人注意。
卷三十一说道：“千金耆婆万病丸，疗七种癖块，五种癫病，十种注忤，七种飞尸，十二种虫毒，五种黄病，十二时疟疾，十种水病，八种大风……服此药以三丸为一剂，服药不过三剂，万病悉除，说无穷尽，故称万病丸。以其牛黄为主，故一名牛黄丸。以耆婆良医，故名耆婆丸。”然后列出30味药，其中犀角一味。从记载看，这个药方是中国的，除了名字冠以耆婆字样、犀角似需从南亚进口外，看不出有更多的印度影响。但它至少说明，印度古代名医耆婆当时在我国的名气很大，在人们的心目中，他似乎是包医百病的神医。《耆婆汤》的情况与此不同：“耆婆汤，疗人风劳虚损，补髓令人健。”其方为：“麻油一升、牛酥一斤、葱一握、胡麻人一升（研）、豉二升（以水二升渍一枚取汁）、蜜、上酒。”从这些药味看，葱和芝麻（胡麻）都是古代西域的特产，后来传到中国，牛酥也是印度人日常最喜欢食用的东西，所以这个药方可能是由印度传来的，到汉地后，变化不大。
我们还注意到，唐代著名僧人，号称禅月大师的贯休曾经写过一首《施万病丸》诗，其中有这样几句：
药王药上亲兄弟，
救人急于己诸体。
玉毫调御遍赞扬，
金轮释梵咸归礼。
贤守运心亦相似，
不吝亲亲拘子子。
曾闻古德有深言，
由来大士皆如此。
贯休所说的“万病丸”应当就是《外台秘要》里所说的“千金耆婆万病丸”。贯休生活于唐代末期和五代初期，即852—913年，而王焘生活在盛唐时代，《外台秘要》的编成要比贯休出生早整整一百年。也就是说，至少在一个半世纪里，万病丸一直被制造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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