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写诗人，大概我只能写我自己，或者写我熟悉喜欢的诗人，但都是书里面的，因为在当时，我身边并没有其他诗人出现。

    或许和有些留恋80年代诗歌氛围的人不同，我怀念那时单纯的岁月，但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诗歌环境，因为很多人对于诗歌的热情多少是被环境诱发出来的。而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诗歌并没有发展到成熟的状况，其实和时下一窝蜂的情境差不多。在80年代初期，《诗刊》的发行量多达几百万册，这绝不是一个正常的数字。而正是因为这种不正常的，虚假的狂热才会导致90年代以后诗歌人群急遽的退缩，以至于到现在滑入低谷，诗人不但被人们看成是不可理喻的怪物，甚至很多诗人都不敢承认自己是诗人。

    平心而论，恰恰是现在，诗歌正在远离平常人生活的年代，我反而觉得是正常的。一些真正热爱诗歌的人正在进入正常的写作期，虽然现在诗人承受着一般人所难以承受的孤独寂寞，但对于创作者来说，这是一个诗人所必须承受的境遇。法国现代艺术家科克托曾经说过：“诗人不应该抛头露面”。对于那些喜欢热闹的诗人来说，恰恰是他们应该远离这个行业。写诗对诗人来说毫无利益可言，相反会使他们的精神饱受摧残。

    我最早对于诗歌的热情是在70年代末期，当时我15岁，看了一个日本人写的《拜伦传》，这是一次被电击的感觉。至今都还记得陂足的拜伦4岁的时候，在受到别人嘲笑时拿起树枝愤怒的准备抽人的样子。这或许是第一次强烈的唤起了我内心本来就潜藏的反抗的情绪。而在整个中学时代，我一直受到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德》《曼福雷德》等的影响，它使我有了最早的，憎恨世人的体验，这种青春期莫名的躁动和痛苦其实隐藏在很多人的内心深处，而人性的第一次觉醒便意味的反抗和逃离。

    80年代初期的电影《人到中年》中，有一段朗诵裴多菲诗歌的镜头，使得裴多菲一夜之间成为人们最喜欢的诗人。我记得自己是在下课的间隙翻墙去新华书店买了这套上下两册的诗集，当时如获至宝，兴奋无比，仅仅花了半天时间就把两册书看完。这套书至今还在我的书橱中隔着，但在经历了当时的狂热以后，20多年未曾再看过，因为过了不久，我便不再喜欢19世纪那些语言超级浪费，罗嗦的诗人了。而对诗歌的倾向也偏向于波德莱尔、马拉美、里尔克、艾略特等具有现代倾向的诗人。

    我最早写诗是在中学时代，但随后兴趣便开始转向音乐。在经历了早期短暂的涂鸦似的写作以后，在整个80年代，我并没有写过什么诗歌。除了国外的诗人以外，国内影响最大的便是朦胧诗派中的北岛、顾城和舒婷了。而他们当时的影响力大概只有现在的“超女”可以比，这种比较也许比较荒谬，但事实就是这样。80年代中期随着“打倒北岛”等的口号出现，各种流派蜂拥而至。什么“莽汉主义”、“非非主义”等时髦口号层出不穷，我因为一直远离诗歌界，而且在80年代中期以后便不再购买诗歌期刊了，所以，只知道诗歌非常热闹，但具体怎样却是一无所知。

    80年代其实是我最感孤独的年代，不断的看书，听音乐，但对文坛的动态一直漠不关心。周围除了我哥哥以外，没有一个可以谈论文学的人，对于诗歌更是无人可谈。而对于阅读的激动反过来只会使人更觉的周围世界的冰冷，周围的冷漠和无知会伤害一个人对于艺术的热情。当时，我刚看完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激动无比，推荐给一个朋友看，但过了几天后，他嘲弄般地揶揄道：这算什么好书！你怎么喜欢看这种书！这种刺激使我更想远离人群，远离这个世界，退避到狭小的书房中，独自激动，独自凄怆。而写诗的欲望恰是当人开始想离开人群的时候。

    一直到90年代初期以后，遇见一个北京来的诗人，长得瘦弱苍白，和我一见面便说：“海子自杀了，你知道吗？”搞得我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因为除了从报刊大量报道的，令人牙酸的“诗歌王子”汪国真之外，我对国内有什么诗人其实一无所知。不过当时，我又重新回到了书房，过了几年足不出户的生活，这是我写诗最勤奋的时期，但并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境遇的无可奈何。这几年或许是我今后再也难以得到的时期，孤独使人的眼界倐然开阔。在经过了一段时期量的累积之后，诗人必须进入自己的内心生活，感受它的律动，它的情感，它的愤怒，它的弱点。而你所发现的正是人性中隐藏的最真实秘密，诗人的不幸难道不是人的不幸吗？

    诗人除了奉献他的爱和对人类境遇的悲悯之外，其实他什么都做不了。诗人只是一个感受体，它是用文字来纪录他的感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