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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安徽宣城,宁国一路下来到临安天目山,小住一晚。晚上就近在禅源寺边上的农家排挡吃饭。由于晚间山风袭人,凉彻入骨,吹得我们瑟瑟发抖,所以老板建议我们来一个野兔火锅可以暖暖身子。我毫不犹豫的答应了。
也许久在寺们口开店,做事也就不避讳。没想到老板杀兔子不在厨房里,而就在寺门口“大开杀戒”。而此时正好有几个小沙弥出来购物,看见“杀气腾腾”的老板,一个劲说“罪过、罪过。”羞的我们无地自容。虽然我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但也不想在寺庙门口“撒野”。这是我吃的一顿最尴尬的饭,仿佛是作了“贼”一样。
第二天起来到杭州,寻思去桐乡石门镇丰子恺的故居“缘缘堂”去看看,反正也不远,且丰先生是我多年来一直敬仰的人。先生不但才华横溢,且为人宽厚、仁慈,尤其对孩子有一种令人动容的慈爱之情。
“缘缘堂”是丰子恺先生用稿酬在家乡桐乡石门镇建造的房子,真正羡煞吾等靠卖文度日的人,今非昔比,徒有羡鱼情罢了。但“缘缘堂”建造后仅仅六年就毁于侵华日军的战火,丰先生曾有过一篇名为《还我缘缘堂》的文章,强烈控诉日军在中华大地上的野蛮行径。
丰子恺对“缘缘堂”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由于家道中落,住了几辈子的老屋已难以安置丰氏这一大家族,丰先生的老母亲早有心愿建一座新居,无奈没有更多的财力,这对丰先生这样一个孝子来说自然有一种说不出的痛苦。等到丰先生有能力造“缘缘堂”时,老母已去世,丰先生曾将老母的遗像悬挂在“缘缘堂”中,每当想起老母的心愿时,禁不住深深的自责。
“缘缘堂”谈不上豪阔,三开间门面,分上下两层,高大轩敞,一家人居住绰绰有余。丰先生曾经自豪的说:“倘秦始皇拿阿房宫同我交换,石季伦愿把金谷园来和我对调,我决不同意。”
可见丰先生的知足之乐。
说起“缘缘堂”的由来,还有一段故事。丰子恺早年在杭州师范时,曾受教于李叔同先生(即后来的弘一法师),先生的才华和人格使丰子恺深深敬佩,师生两人友情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动人的一笔。李叔同出家后,丰子恺不久也随恩师皈依,并请恩师为自己的客厅取一个号,弘一法师让丰子恺随便写下一些自己喜欢且能够搭配成词的字,抓两次阄,然后搭配出来的词就用作斋名。巧的是、丰先生两次抓的都是“缘”字,故命名为“缘缘堂”,这似乎也在冥冥之中预示着丰子恺对“佛教”、对弘一法师的一种难以说清的“缘份”。
丰先生不但才华横溢,且对生命的关爱都使人激动不已。丰先生在慈母离世后,顿感世道人心险恶,生命之无常。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是人们的一种美好心愿,而人世间并没有如此所谓的“因果”道理。这种对现实绝望的心态,使得丰先生远离世俗,回乡隐居,并建造了这座新居“缘缘堂”。从中可以看出丰先生对“缘缘堂”的感情。
现在的“缘缘堂”是86年时,在丰先生的挚友,新加坡广洽法师的倡议下,在原地按原样重建的。此时,离丰先生去世已有11年,不知历经劫难的丰子恺先生在天之灵知道后有何感想。
出“缘缘堂”大门,在边上的门房间有有关丰子恺的纪念品出售,我买了一本丰先生的女儿丰一吟写的《潇洒风神——我的父亲丰子恺》。在封底上有着丰先生的文字:“有生即有情,有情即艺术。故艺术非专科,乃人人所本能;艺术无专家,人人皆生知也。”
怅然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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