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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在正统的道学家眼里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振兴了自从韩愈以后所谓的儒家“正道”，可谓一时的风云人物。近些年来，曾公的家书成了继《傅雷家书》之后最红的一本书，但我很少去看这种书，不说它的道貌岸然，起码这也是一本写给别人看的、正襟危坐，像模像样的书，殊无趣味。

    家书想要传世，必然是有心机的。往大了说，中国的文化机心未泯，都想给世人看一个道理，“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所谓的什么鸥鹭忘机，都是给人看看的包袱，这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做派——戏曲中的基本概念，是有文化背景支撑的。

    王元化先生曾说：胡适的笔记都是给后人看的，可谓一语道破先机。其实，西方也有，比如卢梭的《忏悔录》，都是想传于后世，只不过卢梭毕竟不同于胡适，他处于启蒙时代（其实是突然觉得自己是个人的时代），不像胡适存多许老夫子的心境。胡适不会得罪不识字的夫人江冬秀，而卢梭却把自己的孩子都送进了孤儿院。

    年少时恨卢梭，现在觉得不知所云。却也喜欢读读胡适，大小比较一下，可以得个判断。

    近读闲书，看到曾文正公老爷子纳妾一事，不觉哑然失笑。按理说，在封建时代，达官显贵纳妾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但老爷子贵为“正统”想必有些豁不开脸面，于是煞有介事地为自己找了一个理由说，因为“廯疾复发、夜间须人搔痒，并非溺于女色”。（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理由也算充分，据曾公禀父母的书信中云：“近日头上生廯，身上生热毒，每日服银花、甘草等药”。有这样一个理由纳一妾正可以挡住别人聒噪，老爷子也是够高明的，比之他的前辈朱老夫子为打击异己而将恶气出在风尘女子身上的做法不知要高明几倍，正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道学家做一些蝇营狗苟的事总会找一些合适的理由，尤其是在“性”上面，袁子才妻妾成群且广收女弟子历来受到责骂，本人虽不喜欢他的自矜和夸耀，但还是有点佩服他的敢作敢为。据说他在南京的墓分三处，中间是他和原配同葬，而左右各是三个如夫人，该墓今已不存，这也实在太显眼了，死了还仿佛是向人们夸耀和挑战一般。

    袁子才遭后人诟病却享尽齐人之福，而卫道士偷偷摸摸也会招来大祸。东汉名士陈蕃，就是哪个有名的：“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而被斥为：“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个著名典故中的人。但陈蕃确实是个有作为的人，不枉他少年时的豪情，可惜历来蒙学书中，他只是个反面教材。陈蕃后来被当时尊为“三君”之一，可见他的才华非唯唯诺诺只知道读死书的人所能明白。

    陈蕃在任乐安太守的时候，城中有个叫赵宣的卫道士，古时父母死后，一般守孝三年，但赵宣却在墓边另造一地下室，足足守了有20年，地方上争相传颂他的孝道。后来这件事情传到了陈蕃那里，陈蕃感其孝德而接见了他，但寒暄之间，知道赵宣的5个孩子都是在他服孝的时候生的，这不禁使陈蕃勃然大怒。本来守孝三年尽孝道足够，且夫妻分居，而这厮不但欺世盗名，装模作样的在洞里呆了20年，却又贪恋尘间鱼水之欢，偷偷摸摸地行周公之礼岂不可恶，当即将他法办。只是可怜了这个“穴居人”，20年的苦修导致这么一个可笑的下场。

    卫道士的惺惺作态本来就是虚伪，从曾国藩的“纳妾搔痒”，到赵宣的“暗渡陈仓”，走得都是一样的路线，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干一些“存人欲、灭天理”的事，难怪嵇康等人要“越名教而任自然”。自然是天赋的秉性，而所谓的“克己复礼”必须在一种限度上，否则两种极端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对于前者则是狷介、狂放，而后者简直不堪一提。